至于吴悦为何知晓此事，则是从兄长来信中窥探得出。

此前吴夏曾听她提及家中店铺的“三账分立法”，却听得云里雾里，故此写信询问具体如何操作。因他现就读于花洲书院，与范纯仁等人为同窗，节日里就常常去范家做客。闲聊时范仲淹就问及吴氏食店的账目计算方式及员工工钱发放办法。吴夏凭着回忆虽大致讲述了一番，但表述不够清晰，范仲淹便让他写信向吴悦细问。

“怎么傻乎乎的，这不是打探商业机密吗！”

这怕不是想了解她家有无偷税漏税或苛待员工吧，不过她行的端正，无需避忌。因此，她不仅详细写下“三账分立法”的细则，还将现代工资记账法也一并附上。

果然，她想把后宫贪墨案情闹大来把自家摘出来。但也没人是傻子，别人也在借事达成自己的目标。每个人都是棋盘上的棋子无一例外。因为范仲淹居然将这封信转达给仁宗，让仁宗趁机重新捋一遍朝廷官员的俸禄。

吴悦向范仲淹提供的就是类似现代工资表的宋代俸禄表，将官员收入分为五部分：俸钱、职钱、禄粟与衣赐、职田、公使钱与茶酒钱。

其中，俸钱为基本工资，职钱是岗位津贴，禄粟与衣赐对应实物福利与衣料补贴，职田类似资产性收入（以土地租赁形式实现），公使钱与茶酒钱则涵盖公务报销及生活补贴。不过，北宋官员收入中实物与土地占比高达 40%-60%，而现代工资以货币为主，因此即便有表格对照，此时的俸禄因包含大量实物，仍难以精确换算。

正如她此前所言，在北宋时期，高级官员调动极为频繁。

以范仲淹为例，年初他还在担任邠州知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年末便改任给事中、邓州知州。许多官员到任不足两三个月，便又被调往他处。由于古代交通不便，官员往往奔波于路途，在地方实际任职时间极短，致使具体政务多由吏员把控。所谓“流水的知州，铁打的吏员”，正是如此。

除了对地方发展的政策连续性造成影响外，官员频繁调动也使俸禄核算变得极为复杂。不同地区、不同官职的俸禄结构差异显著。频繁调任导致官员在不同任所的俸禄标准、发放方式难以统一核算。例如职田需到任后才能实际经营，若任期过短，其收益便无法准确计算。

官员刚到任没两三个月就被调走的情况，更将俸禄发放周期割裂：按月发放的俸钱、按季发放的实物补贴，需按实际在任时间折算，而古代低下的财务结算效率，极易导致漏算、错算或拖欠。

除朝廷正俸外，官员还依赖地方“公使钱”“添支钱” 等额外补贴，部分收入更与地方税收、商业利润挂钩（如辖区内的酒税、商税分成）。调任后，这些地方性收入随职务变动而波动，缺乏统一账目记录，都是算珠人力计算，具体数额根本难以量化。

仁宗和范仲淹这一手，把逆风局打成顺风局，令此前叫嚷着要替官家监管内库的官员们纷纷缄口。

低阶官员个个欢天喜地，朝廷补发俸钱，对他们而言岂不是大好事？

与低级官员因多发薪饷而喜出望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高级官员在书房中气急败坏。那些清楚自己多领了俸禄的官员，甚至自行聘请精通算学的幕僚在家中核算账目，唯恐新组建的三司衙门算错数额，让自己被追回更多俸银。根据户部与三司联合制定的俸禄表，他们赫然发现自己竟需退还大量俸银。不少人将这笔账记在范仲淹等庆历新政派头上，心中恨得咬牙切齿，已然谋划着如何整治这些改革派。

此事亦有意外之喜：众人纷纷对算学产生兴趣，开始重视对子弟的算学教育。

虽说“谈钱铜臭”是读书人的惯常论调，但若真到了捉襟见肘的境地，空谈气节也是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