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季（灾荒叠加期），高温、暴雨、洪水等自然灾害（如黄河决口、南方涝灾）频发，农田被淹，作物减产甚至绝收，民众生计无着。

即便到了本应收获的秋季，若遇旱灾、虫灾（如蝗灾），导致秋收无望，农民失去全年生存依赖，亦易铤而走险。如唐代黄巢起义爆发前，河南、山东连续多年秋旱，民众“相聚为盗”便是明证。

而吴悦毕竟还是与底层民众的生存处境截然不同，她畏寒不外出，畏热不外出，畏日不外出，畏雨亦不外出，深受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对底层的生存危机缺乏认知。正是这种“理所当然”导致了她的误判，王则兵变又一次给她上了一课。

因吴父外出平叛，全家原本欢乐的氛围变得低沉了些。要知道吴父今年已47岁，在古代已算长者，这把年纪还要在战场上厮杀，体力与精力终究难敌年轻人。

刘耘娘在丈夫出发后竟一病不起，这让吴王氏不得不责备儿媳。她站在床边质问儿媳：“如今家中唯有你是顶梁柱，此刻却倒下了。绮娘虽暂住在家里，但终究是外嫁女，且还在坐月子，难不成要让她起来操持家务？还是要让八岁的幼女担此重责，或是靠我这把老骨头操劳？”

吴悦只得宽慰母亲，也解释道：“此类民变多由底层民众发起，缺乏组织性，他们反抗压迫不过是为求生存。与军队或军事集团发起的战争相比，本身缺乏组织性与纪律性，没有军事力量的专业性与破坏性，更别提颠覆政权。因此，这类民变很容易被镇压。父亲作为禁军出身且参与过西夏战事的老兵，此次应该正如他所说，并无风险，不过是积累军功，以便来年晋升。”

刘耘娘在婆母和小女儿的劝导下，终于振作起来，让一家人都放心不少。

今年的春节过得很是凄凉 —— 当然，这是刘耘娘和吴王氏口中的“凄凉”。因为，家中没有男丁主持祭祖，吴父外出平叛，兄长过年仍在书院苦读。

吴夏已满16岁，此前拜访了他在南阳县学时的教谕先生（石介的族弟），建议他参加解试，提前积累应试经验。此次解试也并非寄望于参加明年科举，只为熟悉流程。

北宋科举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由宋太祖赵匡胤进一步规范化，形成了严密的“三级考试”体系（解试、省试、殿试），并通过一系列防舞弊措施保障公平性。

解试（州府试）由各州府举办，考生需在本籍地应试，非本籍考生须提供担保（以防“冒籍”）。解试每三年一次，考试内容以诗赋、策论、经义为主，侧重儒家经典（如《五经》《论语》）及少量时政分析。各州按人口比例分配录取名额（如大州 40-50人，小州10-20人），合格者称“举人”，获得参加省试的资格。

获得举人身份后，即可前往东京汴梁参加礼部主持的省试。

仁宗时期的省试分多场进行，涵盖诗赋、策论、经义等科目，考试周期长达数日。与现代考试类似，考生需提前报到并核对身份（防止替考）。考试采用分场制，每场结束交卷后方可离场，试卷密封后送交考官批阅。省试录取率极低（约5%-10%），通过者称“贡士”，取得殿试资格。

殿试，又称御试，由皇帝亲自主持，最终确定进士排名，确立“天子门生”身份，强化士人对皇权的直接效忠。

仁宗时期的殿试以策论为主，题目多涉及时政（如边防、财政等），要求考生提出治国方略。殿试不淘汰考生，仅重新确定名次，分为“进士及第”（前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 三等，考中者直接授予官职（如知县、通判等）。

考生交卷后，由专人将试卷上的姓名、籍贯等个人信息用纸糊封，以编号代替，确保考官阅卷时无法识别考生身份，这种做法称为“封弥”（糊名）。此前封弥制仅用于省试，仁宗时期推广至殿试，使这一制度全面覆盖科举三级考试，杜绝“人情请托”。

封弥后的试卷由誊录院书吏以统一字体重新抄写，原卷存档，考官仅批阅誊录本，以防通过笔迹或暗记舞弊。誊录官需核对抄本与原卷，若出现错漏即受罚，以此确保内容一致，这一流程称为“誊录”。

此外，考官需实行隔离制度：主考官（知贡举）、同考官等一旦被任命，即刻入驻贡院（考场），与外界隔绝直至考试结束。锁院期间严禁传递信息，饮食均由专人送入，以防考题泄露。仁宗时期还增设监督官（如监门官），严查出入人员，对违规者从重惩处。

三级考试与防弊措施的系统化，使科举成为寒门士子晋升的主要通道。不过，世家仍可凭借“荫补”政策占据官位。尽管仁宗朝进士中涌现出欧阳修、包拯、韩琦等大批名臣，彰显了科举选拔的实效，但他们进入中枢后，仍被保守派与世族势力敌视，举步维艰。例如，范仲淹曾推行庆历新政，主张“先策论后诗赋”，试图强化实用人才选拔，却因保守派反对而被废除，诗赋在科举中仍占主导地位。

吴夏此次决定尝试参加解试，他本就是南阳（邓州）人，因此便决定春节不回东京城，以免浪费时间，专注于书院备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