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父母已经被学校联系过，知晓了一切。

时砚知推开门，看到母亲苏晚正坐在沙发上低声啜泣，眼睛红肿。父亲时梁看到他进来，气得脸色铁青，指着他厉声道：“时砚知！你给我过来！你看看你干的好事！你怎么解释！”

时砚知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没有试图狡辩，只是干涩地吐出几个字：“就是你们听到的那样。”

时梁简直要气疯了：“就是哪样？！你给我说清楚！”

“就是你们想的那样。”时砚知抬起头，毫无畏惧地直视着父亲盛怒的眼睛，甚至带着一丝破罐破摔的倔强，“我就是喜欢男人。”

迎接他这句话的，是时梁狠狠扇过来的一记响亮耳光。力道之大，让时砚知的脸猛地偏向一边，脸颊上迅速浮现出清晰的指印。时梁出生于思想最保守的六十年代，那个年代甚至还将同性恋定性为“流氓罪”。虽然后来法律条文修改，社会观念也逐渐开放，但他内心深处绝对无法接受，更绝不允许自己的儿子走上这条路。

苏晚看到儿子挨打，立刻冲过来，哭着将时砚知护在身后，对着时梁喊道：“你这是干什么！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打孩子就能解决问题吗？！”

时梁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背对着他们，指间的雪茄升起袅袅青烟。三十年的商场沉浮早已将他淬炼得喜怒不形于色，但微微颤抖的手背还是泄露了他内心的惊涛骇浪。落地窗的玻璃模糊地倒映出边上柜子里陈列的——那些时砚知从小到大获得的无数奖杯和奖状，见证着他一路的优秀......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从小品学兼优、引以为傲的儿子，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

苏晚转过身，心疼地摸着时砚知红肿的脸颊，声音带着哭腔和一丝侥幸的劝诱：“砚知，你听妈妈说，你绝对不是同性恋，你还小，对情爱还不懂，男孩之间勾肩搭背的友谊和情窦初开的那种情愫是不一样的，你容易误会...”

时砚知猛地推开母亲的手，声音嘶哑却异常清晰，像是在宣布某种誓言：“怎么就不能喜欢男人了？同性恋犯法吗？国家哪一条法律规定了，两个男人不能在一起？！”

苏晚被他的激烈反应噎住了：“你...”

时砚知看着父母，眼中充满了失望和叛逆：“你们觉得丢人了，觉得我给家族蒙羞了，对吗？”

苏晚语塞，只能无声地流泪。

“立刻去美国。”时梁猛地扯松领带，仿佛那样能让他呼吸顺畅一些，他背对着他们，做出了最终决定，语气不容置疑：“手续办好前，不许踏出房间半步！”

房门外，隐约还能听到母亲压抑的哭泣声。时砚知背靠着冰冷的房门，慢慢滑坐在地上，将脸埋进臂弯里。身边地板上，放着一个包装极其精美的礼盒，丝带都还未拆开——里面是他精心准备了很久，原本打算在这次见面时送给贝亦行的礼物，一台哈苏。

他再一次拿出手机，指尖悬停在冰冷的屏幕上方。无数个发给贝亦行的未读消息的红色气泡，像一滩滩凝固干涸的血迹，刺目地提醒着他的失去。最顶端的聊天框里，最后那条他发出的、带着卑微祈求的信息，依然倔强而残酷地显示着“未送达”。

几天后，苏晚带着仿佛被抽空了灵魂的时砚知，踏上了飞往美国的航班。刚去美国的那段日子，时砚知几乎夜夜失眠。即便偶尔浅睡，也极易被细微的动静惊醒，醒来后就望着天花板，再也无法入睡。遗憾、困惑、愤怒和铺天盖地的思念总是在深夜里疯狂滋长，啃噬着他，久而久之，变成一种刻骨的、无处排遣的坏情绪，将他层层包裹。

后来，时砚知表面上慢慢适应了留学生活。他按时上课，完成作业，成绩依旧优异。只不过，他比在国内的时候更加“生人勿近”，周身散发着一种冰冷的屏障，非必要绝不主动开口说话，眼神也总是疏离地落在远处。

苏晚担心他吃不惯西餐，特地费心给他安排了会做中餐的保姆。保姆面试的时候，时砚知自己挑中了来自广东顺德的陈姨。陈姨擅长做清淡鲜美的粤菜，时砚知偶尔会让她做云吞面，自己则沉默地跟着学上一点。

晚上依旧睡不着的时候，他也会独自起来，打开厨房的灯，默默地煮一碗泡面，严格按照记忆中的步骤，加上鸡蛋和火腿肠。但经常只是吃上一口，就放下了筷子，怔怔地看着那碗氤氲着热气的面，再也吃不下去。不知道是做得太成功，还是做得太失败。

时砚知留学后，袁桢和王迪诺的视频通话总会在周末准时响起，试图用这种方式将他拉回过去的热闹。时砚知通常会戴着耳机，安静地听他们在那头兴奋地讲学校新栽的樱花树开得有多盛，讲王迪诺又闯了什么无伤大雅的祸。有次，王迪诺无意中将摄像头扫过操场，一个穿着黑色卫衣的瘦高背影一闪而过，时砚知呼吸一窒，手猛地一抖，打翻了手边滚烫的咖啡，褐色的液体瞬间洇湿了桌上的书本。

第二年春天，当袁桢和王迪诺拖着行李箱，风尘仆仆却又带着灿烂笑容，突然出现在他公寓门口时，时砚知愣了好几分钟，几乎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觉。直到王迪诺笑嘻嘻地举起手里还冒着热气的披萨盒，大声问“嘿，哥们儿，要不要加双倍芝士？”，时砚知才像是被注入了久违的生气，嘴角极其缓慢地、生疏地向上牵动，露出了一个久违的微笑。

只是，某些无法言说的、深埋于心的期待，终究在日复一日的沉默与距离中，慢慢熬干了所有水分，凝结成心头一块坚硬而苦涩的黑色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