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镇上书局的抄书吏，案头常年摆着一方磨得发亮的端砚，我至今仍然记得他蘸墨时总爱轻轻呵口气，写出的字迹总是端方如松。

我母亲是个绣女，窗下常年绷着绣绷，绣艺不算高，但是飞针走线间，也能绣出称得上漂亮的鸳鸯、牡丹。

我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平日里的生活说不上富贵，却也安稳，母亲绣活换的碎银，足够给我们买些粗布衣裳和麦芽糖；父亲抄书得的工钱，也能让我们顿顿吃上掺着杂粮的米饭，偶尔还能割二两猪肉改善伙食。

但是这样的光景没有维持多久——从镇国公推行新法开始，很多事都变了。

先是活字印刷术铺天盖地铺开，书局里的抄书活计一夜之间少了大半，爹攥着笔杆的手日渐发紧，砚台里的墨干了又磨，磨了又干，最终还是被掌柜客气地辞退。

没过多久，纺纱机又传入镇上，绣品不再稀有，母亲的绣绷蒙了尘，那些精心绣制的纹样，再也换不来往日的价钱。

家里四个孩子正是能吃的年纪，大弟总跟在我身后要吃的，小妹刚长牙，含着手指嗷嗷哭，最小的弟弟还在襁褓里，得靠稀粥汤喂活。日子总得继续，爹和娘的眉头就没松开过。

那会儿高炉炼铁的技术已经取代了老式的木炭锻打，听说钢铁产量从万吨跃升到了百万吨，成本却砍了一半。

可这与我们家无关，我只知道父亲为了生计，去了城郊的煤矿。

临走前，他把那方端砚仔细包好，塞进箱子最底下，说：“先存着，等日子好点，还能教你写字。”

我儿时最深刻的记忆，便是父亲在灯下教我握笔。

他的手骨节分明，带着墨香，轻轻握着我的手，一笔一划地教：“写字要板板整整，做人要规规矩矩。”

可后来，这双手再也没机会握住毛笔，只能攥着冰冷沉重的铁锹，在漆黑的矿道里刨挖煤炭。

每次父亲回来，指甲缝里的黑泥怎么洗都洗不掉，连掌心里的纹路都被染成了黑色。

即便如此，家里也只是勉强够温饱。铅活字印刷让书籍产量从“年印千册”飙到了“日印万册”，书价跌了大半，私塾也开设了寒门学子的免费名额，我总算能继续读书。

如今书本便宜得像秋天的落叶，我捧着那些价廉物美的书册时，心里总有种扭曲的窃喜。直到母亲忧心忡忡地抚摸着我的书页，低声说：“这印得是快，是便宜，可墨色到底不如手抄的匀净，字也有些僵……”

她没再说下去，我却猛地惊醒，那点可怜的开心瞬间冻结，化为哽在喉头的酸涩。

母亲的绣品最终还是卖不出去，堆在箱子里，渐渐蒙了灰。接着，天也变了脸，连着几年大旱，田地产不出什么粮食，粮价一天一个样。村里家养的鸡鸭猪羊开始莫名其妙地死去。饿怕了的人舍不得扔，我们也一样。那只死去的鸡被烤了，肉嚼在嘴里有种古怪的腥气，但我们很久没沾荤腥了，还是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

雪上加霜的是，最小的弟弟病倒了。起初只是发烧咳嗽，后来浑身滚烫，胡言乱语。父亲跑遍了镇上的药铺，也没找到对症的药。我后来才知道，那是瘟疫，在大旱之后蔓延开来的瘟疫。

那段日子，家里的哭声就没断过。先是小弟没了气息，紧接着，小妹也闭上了眼睛。母亲抱着两个孩子的尸体，哭得肝肠寸断，没过几天，也跟着去了。父亲一夜白头，每天下工回来就坐在炕沿上喝酒，喝得酩酊大醉，嘴里反复念叨着他们的名字。

父亲因为喝酒，在矿场受了伤，那是家里已经没有几个钱了，我去求郎中，求来了一副药，哄着父亲喝下去，但是没有什么用，父亲还是在那个冬天离开了我们。

书早就不读了，家里只剩下我和大弟。我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什么活都干。帮药铺碾药，给酒楼洗碗，在码头扛麻袋，还替人送过信，实在没活干的时候，就去捡破烂，把别人丢掉的破铜烂铁、废纸旧布攒起来，换几个铜板。我每天都在算，手里的几个铜板，怎么样才能让我和剩下的大弟熬过这个月。肚子常常是空的，饿得发慌时，就灌一肚子凉水。

可那天下午，我从码头扛完麻袋回来，却到处都找不到大弟。

我喊着他的名字，声音都发颤了，从家里找到街上，又从街上找到河边。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听见隔壁大娘带着哭腔的喊声：“娃儿，你快过来……”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河边的，脚步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河面上结着一层薄冰，我的弟弟，那个平时总爱跟在我身后，活蹦乱跳喊我“哥”的大弟，此刻正趴在水面上，一动不动。

岸边，还躺着一条死鱼。

它就躺在薄冰和枯草的边缘，覆着一层浑浊的冰碴，鳞片失去了所有光泽，像生锈的劣铁皮。一只眼睛翻白瞪着灰蒙蒙的天空，另一只成了一个空洞。最浓烈的是那股味道——腥，冷冰冰的腥，钻进鼻孔直冲脑门，又带着一丝甜腻的腐败气息，像是什么东西从最里面烂了出来，混着河泥的土腥气。那味道粘在空气里，也粘在我往后的人生里，挥之不去。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留在这个世界上。天黑下来以后，街上的人都匆匆往家里赶，回到自己的庇护所，和家人团聚。可我呢？我该往哪里去？要回到那间只剩下四面墙壁，空荡荡的房子里去吗？那里没有母亲的绣绷，没有父亲的砚台，没有弟妹的哭声，也没有大弟的笑声，只剩下无边的冷清和黑暗。

我裹着娘做的最后一件棉袄，慢慢地往家走。这件棉袄原本是穿在大弟身上的，他为了摸鱼，下河之前脱了下来，整整齐齐地叠在岸边。我本来不想穿的，我所有思考的能力，好像都跟着爹、娘、小弟、小妹，还有大弟一起远去了，只剩下一具麻木的躯壳。可邻居家的大娘赶过来，把棉袄硬塞进了我的怀里，她的声音带着哭腔：“娃儿，穿上吧，别浪费了好棉花。带回去，不然指定被人趁乱捡走了。”

是啊，棉花是很贵的，我们家只有这一件厚实棉袄了。

明天，我还得去找张草席。

从那一天开始，我就明白了，吃苦并不能成为人上人，想成为人上人得吃人。

时间冷漠地往前滚。镇国公的新玩意儿一个接一个，世界似乎日新月异，但又好像和蜷缩在角落里挣扎的我们无关。如果个体的死活无关集体的宏图，那集体的荣辱，又与我何干？

后来，在一次上山砍柴的时候，我意外发现自己居然有修炼的天赋。我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开始拼命习武、修炼。再之后，经人引荐，我认识了我的妻子。

那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段幸福时光，温暖得让我几乎忘记了过去的所有苦难。

我从小就没吃过荔枝。第一次听人说起荔枝的时候，只知道那是南方来的稀罕物，很甜。妻子知道了这件事，记在了心里。从那以后，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省吃俭用，攒下钱来给我买一斤荔枝。她把荔枝小心翼翼地放在怀里捂着，怕冻着，也怕碰坏了。第一次吃荔枝的时候，我连皮都不知道怎么剥，妻子就坐在我身边，笑着帮我剥好，把晶莹剔透的果肉递到我嘴边。那甜味，是我从未尝过的，甜得发腻，却又让人舍不得停下。后来，她买的次数多了，我吃得多了，居然也能矫情地跟她说：“这荔枝太甜了，我不爱吃了。”她就会笑着把剩下的荔枝剥了核，晒成荔枝干，留着以后给我泡水喝。

那时候我们的生活并不算富裕，住的是一间狭小的土坯房，吃的也多是粗粮。可妻子总有办法把平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她会把我穿旧的衣服改做成贴身的小褂，把粗粮磨细了做成馒头，喝完的茶叶渣，她晒干了塞进旧布缝的小枕里，说安神。

那段日子虽然艰难，却真的算得上幸福。可惜，这一点点幸福，也被我亲手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