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霓虹，像打翻了的调色盘，把出租屋对面的楼体晕染得一片迷离。我蜷在椅子里，后背抵着冰冷的墙壁，手里捏着手机，屏幕上还停留在马嘉祺那句“等你回家吃饭”。指尖悬在输入框上方，好几次想敲下“马上回”，可终究还是无力地垂落。

入职这家顶尖律所的第一个月，每一分每一秒都像被按了快进键，又像被塞进了搅拌机，搅得我头晕目眩。

下午在会议室的场景，像针一样反复刺着我的神经。我熬了两个通宵，把那个关于知识产权侵权案的证据链梳理得清清楚楚，连标点符号都校对了三遍。汇报时，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稳，逻辑清晰地阐述观点。可坐在主位的李姐，也就是那位总把工作丢给我的前辈，听完后却轻描淡写地转向合伙人：“小夏这个想法，太理想化了，没考虑到实际执行的难度。比如取证这块，对方要是不配合，她这一套根本行不通。”

我当时脑子“嗡”的一声，血液好像瞬间冲到了头顶。我明明在报告里详细分析了应对对方不配合的三种预案，甚至连申请法院调查令的流程都附在了后面。我张了张嘴，想解释，可李姐根本没给我机会，话锋一转，开始讲她“更成熟”的方案，核心思路和我那份报告的精髓，其实相差无几。

散会时，合伙人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着说：“小夏很有想法，继续努力。”可那笑容里的客套，像一层薄冰，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底下的疏离。李姐从我身边走过，脚步没停，只丢给我一个意味不明的眼神，还有一句轻飘飘的话：“小夏，晚上把那个新的案卷整理好给我。”

那个案卷，厚得像块砖头，是她自己负责的一个常年法律顾问单位的合同审查，本就该是她的分内事。这一个月，这样的“分内事”，像雪花一样，不断落到我桌上。

我拖着灌了铅的腿回到出租屋，已经是深夜十一点。推开房门，没有马嘉祺的身影，只有厨房里他提前温着的饭菜，散发着微弱的热气，像一点苟延残喘的希望。

我瘫在沙发上，掏出手机，看到他的消息。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攥紧了，又酸又涩。

我和马嘉祺是大学同学，从校服到职场，一路相伴。他知道我有多向往这家律所，知道我为了通过笔试面试付出了多少努力。拿到offer那天，他比我还兴奋，抱着我转了好几个圈，说：“我们家小夏，就是最棒的！”

可现在，我连回他一条消息的勇气都没有。

我怕他问起工作，怕他听出我声音里的疲惫和委屈。我更怕，怕他看到我这副被工作磋磨得毫无神采的样子，会失望。他那么优秀，在自己的领域里做得风生水起，阳光又自信。而我，却像陷入了泥沼，连这点“小事”都处理不好，被前辈打压，被工作淹没。

我点开和他的聊天框，往上翻，全是他发来的关心。“今天工作顺利吗？”“记得按时吃饭。”“别太累了，身体最重要。”每一条，都像在我紧绷的神经上又缠了一圈线，勒得我快要喘不过气。

我知道他是担心我，是爱我。可正是因为这份爱和期待，让我更不敢面对。我不想让他看到我糟糕的一面，不想让他觉得，他喜欢的那个充满冲劲的女孩，现在变得这么狼狈不堪。

我起身去厨房，把温着的饭菜端出来。菜是我喜欢的糖醋排骨和清炒时蔬，米饭也还是热的。马嘉祺总是这样，把一切都想得很周到。可越是这样，我心里的愧疚感就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