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心，我有分寸。”

挂了电话，周砥感到时间紧迫。对手在多线施压，他必须更快地找到决定性证据。

傍晚，孙宇回来了，脸色异常严肃。他关好门，打开录音笔，里面传出一个沙哑而充满恐惧的中年男声。

“……领导，我不是胡说八道，我拿我这把老骨头担保！仓库里的东西，对不上数的地方多了去了！好零件，说是报废换下来，其实根本没坏，一转手就不知道去哪儿了。崭新的配件，入库记录写得少，实际到的多，那多出来的……就直接拉走了，账上根本没有！我们也不敢问，问了的，不是被调岗就是穿小鞋……还有那个‘畅通汽配’，送来的货，价格高得吓人，有的根本就是次品，以次充好！李斌，就是周总那个小舅子，经常晚上自己开车来拉东西，神神秘秘的……我……我本来不想说的，可我看着心疼啊！这都是国家的钱，老百姓的血汗钱啊！”

录音里，老管理员的声音带着哭腔和愤怒，断断续续，却提供了大量骇人听闻的细节：系统性的大量零部件账实不符，以报废名义倒卖完好零件，次品充好，李斌亲自参与运输……这些虽然还是口头指控，但极大地印证了之前的猜测，并且提供了更具体的操作细节和人物线索。

“他非常害怕，反复说如果被知道是他说的，他就完了。只肯说这么多，不肯留下任何书面东西，也不肯再见第二次。”孙宇补充道。

“保护好他。这份录音很重要。”周砥郑重地说。虽然不能作为直接证据，但足以成为撬动调查的支点。

现在，他手里有了匿名电话、审计初步疑点、内部员工口头指控，以及即将从省里那边可能获得的“畅通汽配”资金流水线索。碎片正在慢慢汇聚。

然而，对手的反击也接踵而至。

第二天上午，周启明再次召见周砥。这一次，市长的脸色更加阴沉。

“周砥，审计局那边怎么回事？”周启明开门见山，语气带着明显的不满，“公交公司那边反应很大，说审计人员吹毛求疵，影响正常经营，现在公司上下人心惶惶！还有人在我这里说，审计组是受了某些人的指示，故意去找茬的！”

周砥平静地回答：“市长，审计局是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他们的工作是在常规范围内进行的。发现疑点，进行核实，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如果公交公司的经营和管理完全规范，又何必担心审计呢？至于说受人指使，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是对审计专业性和独立性的污蔑。”

“我不是怀疑审计局！”周启明加重了语气，“我是说，要注意方式方法！要注意影响！现在改革正在关键时期，稳定是第一位的！如果因为审计搞得公司鸡飞狗跳，员工怨声载道，还怎么推进改革？我看，审计工作是不是可以暂缓一下，等改革大局稳定下来再说？”

周砥的心沉了下去。周启明这是直接要求暂停审计了。压力显然来自更高或更重要的方面。

他绝不能让步。一旦暂停，证据可能被彻底销毁，再想启动就难了。

“市长，我认为恰恰相反。”周砥态度坚决，“审计发现的疑点，很可能正是改革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公交公司长期亏损、效率低下的病根所在。现在暂停审计，等于讳疾忌医，不仅不利于改革，反而会掩盖问题，积累更大的风险。我相信审计局的同志有分寸，会把握好监督与支持企业发展的平衡。我也愿意和国平同志沟通，要求他端正态度，积极配合审计，而不是消极抵触甚至向上施加压力。”

周启明盯着周砥，眼神复杂。他没想到周砥如此强硬地顶了回来。办公室里的气氛一时有些凝固。

良久，周启明才缓缓开口，语气缓和了一些，却带着一丝警告的意味：“周砥啊，你有你的道理。但是，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改革要成功，需要团结大多数，要讲究策略。有时候，步子迈得太大太快，容易出问题。我希望你好好权衡一下利弊。审计可以继续，但是必须严格控制范围，不要扩大化，不要影响稳定。这是底线。”

“我明白，市长。我会把握好尺度。”周砥知道，这已经是周启明在当前压力下能做出的最大让步。他必须利用好这个空间。

离开市长办公室，周砥知道，战斗已经进入白热化。对手已经动用了高层关系施压，试图强行按下审计。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他必须加快速度，必须在对手彻底消除证据之前，拿到足够扎实的东西。

他回到办公室，立刻给沈清荷发了一条加密信息：“压力增大，审计遇阻，需加快速度。”

随后，他叫来孙宇：“想办法，在不暴露的前提下，暗示一下那位审计组长，重点关注‘畅通汽配’的合同款项支付流程和对应的实物资产流向。有些障碍，或许可以尝试换种思路绕过。”

孙宇心领神会：“明白，我这就去想办法沟通。”

做完这一切，周砥站在窗前，望着楼下熙熙攘攘的城市。阳光灿烂，却照不进某些角落的黑暗。他感到巨大的压力如同乌云般汇聚，但眼神却愈发坚定。

这不再仅仅是一场改革，更是一场正义与贪婪的较量。他仿佛回到了多年前在柳湾乡，面对那些盘根错节的宗族势力和利益群体时的场景。只是这一次，舞台更大，对手更狡猾，赌注更高。

但他别无退路。泥阶攀登，唯有向前。他拿起那份周国平提交的报告，在上面划了一个重重的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