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苏省政府大楼，庄重而肃穆，与台河市委大楼的忙碌喧嚣截然不同。周砥的办公室设在东楼三层，窗外是修剪整齐的庭院，绿树成荫，静谧得能听见鸟鸣。作为新上任的副省长，他分管农业农村、水利、乡村振兴以及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后者显然是省委充分考虑了他主政台河的经验。

环境变了，节奏变了，思考问题的维度也必须随之改变。在台河，他是冲锋陷阵的“一线指挥员”，需要的是雷厉风行、攻坚克难；在这里，他更多是“战略谋划者”和“政策协调者”，需要的是全局视野、系统思维和平衡艺术。

最初的几天，他主要用于熟悉情况。厚厚的文件、各厅局的汇报、错综复杂的数据……他像一块海绵，贪婪地吸收着关于昭苏省这片广阔土地的一切信息。他发现自己虽然长期在昭苏工作，但对全省情况的了解，尤其是对不同区域差异性的把握，还远远不够。南部的农业平原、北部的资源型城市、西部的生态屏障、东部的工业走廊，情况千差万别，发展极不平衡。

省长找他谈话，语气亲切而寄予厚望：“周砥同志，让你分管农业农村和转型发展，是省委经过慎重考虑的。你在台河的探索，省里是肯定的。现在到了这个岗位，希望你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不仅要抓好一域，更要谋划全局。尤其是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这是篇大文章，也是块硬骨头。”

周砥深感责任重大。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相关厅局的负责人，马不停蹄地下基层调研。他没有选择那些早已准备好的“样板”，而是随机抽取，直接深入田间地头、农户家中、转型企业的车间、环境治理的一线。

在南部的粮食主产区，他看到现代农业科技的威力，也看到青壮年劳动力流失、种粮效益偏低带来的“谁来种地”的隐忧；在北部的另一个资源型城市，他看到类似台河的困境，但转型步伐更为迟缓，干部群众的迷茫感更重；在西部的山区，他看到绿水青山的生态价值，也看到经济发展与保护之间的艰难权衡；在省水利厅的防汛调度中心，他盯着巨大的汛情示意图，感受到“防汛抗灾”这四个字背后沉甸甸的生命财产安全责任。

调研回来，他常常一个人在办公室待到很晚，对着地图和报告沉思。他越发认识到，很多问题在市一级看来是“天大的事”，到了省一级，可能只是全局中的一环，需要统筹考虑；而在市一级行之有效的办法，放到全省，可能就需要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

他开始着手起草一份关于全面推进昭苏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意见。他没有让办公厅代笔，而是自己动笔搭建框架，融入他调研的思考和过往的实践经验。他强调要“分类施策”，将全省县域划分为不同类型，明确不同的发展重点和考核导向；他提出要“融合发展”，推动农业与旅游、加工、电商等产业结合，提升价值链；他特别关注“人才回流”问题，建议出台更具吸引力的政策，鼓励和支持年轻人、致富能手返乡创业兴业。

这份意见稿在省政府常务会议上引发热议。有的领导认为思路很好，但担心投入太大；有的觉得分类太细，难以操作；有的则对某些突破性的政策建议持谨慎态度。周砥没有急于辩解，而是耐心听取各方意见，逐一解释他的思考依据和外省的成功经验，并对方案进行修改完善。最终，方案获得了原则通过，决定修改后提交省委常委会审议。

这个过程，让周砥体会到了省级层面决策的复杂性和协调的重要性。他不再是那个可以拍板定案的□□，而是需要说服同僚、争取支持、寻求最大公约数的副省长。

工作之余，他与沈清荷的生活也进入了新阶段。他们在省城安了家，虽然依旧忙碌，但至少能经常见面。沈清荷在省纪委的工作同样繁重，钱永刚案的后续影响仍在持续，涉及到的许多深层体制机制问题需要梳理和规范。两人常常在夜深人静时，交流各自工作中的困惑和思考，互相提醒，互相打气。这种基于共同信念和深刻理解的伴侣关系，成为周砥在新岗位上应对压力的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