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瓶颈，来自于几乎无处不在的“封锁”与“落后”。

所需的特种钢材、高纯石英器件、精密温控仪表……国内要么无法生产，要么质量极不稳定。外汇额度极其有限，每一分都要掰成两半花。向真和沈屹的笔记本上，写满了需要攻关的原材料和零部件清单。

为了一个能耐受高温硅熔液腐蚀的高纯石墨坩埚，王世钧带着人跑遍了国内几个主要的石墨厂，带回的样品不是纯度不够就是结构疏松。

向真看着检测报告上惨不忍睹的数据，眉头紧锁。

“要不……咱们试试自己搞？”王世钧搓着手，试探着问，“我认识几个老八级工，手艺没得说，就是缺好材料和好图纸。”

向真与林翰民对视一眼，看到了彼此眼中的无奈与决绝。

“只能如此了。”向真拍板，“林教授，麻烦您根据硅熔液特性，计算一下对石墨纯度和晶粒度要求。世钧，你去找老师傅，我们一起研究改进工艺！我们自己设计，自己监制！”

类似的场景不断上演。

没有高纯氩气，就想办法改造净化装置；没有现成的单晶炉，就找来旧机床改造，结合图纸和自己琢磨，土法上马；缺乏高纯水制备系统，就带着年轻人一遍遍清洗器皿，搭建简易的蒸馏-离子交换装置……

向真常常穿着和工人一样的工装，蹲在车间里，一手拿着图纸，一手比划着跟老师傅们讨论加工细节，脸上沾了油灰也浑然不觉。

沈屹则将办公室当成了另一个家。起草规划、协调会议、争取资源……他运笔如飞，舌战各方，为了给新材料领域多争取一点经费、一个外汇指标、一批特种物资，常常要据理力争，甚至拍桌子吵架。

他那冷峻的面容和不容置疑的技术论证，成了计委和财政部门不少干部眼中的“硬茬子”，但也因此，为向真他们艰难推进的项目，撕开了一道道宝贵的资源口子。

他尤其牢记向真关于技术陷阱的警告。在主导评估引进国外淘汰半导体生产线时，他力排众议，坚持组建了包括向真、林翰民在内的顶尖专家团队，对设备进行了近乎苛刻的检测。

果然，在其中一条号称“状况良好”的二手线设备深处，利用精密仪器发现了极其微量的一种特殊稀土元素残留，其分布和浓度异常，极有可能在长期高温工艺中缓慢释放，污染硅片，导致器件性能劣化甚至失效。

另一条线的关键炉管内部，发现了人为的、极其隐蔽的结构薄弱点，若非极其细致的探伤根本无法发现，很可能在运行中破裂，造成重大事故和安全风险。

这些发现震惊了上级部门，也彻底坐实了技术封锁的残酷与无所不用其极。

沈屹的报告有理有据，证据确凿，不仅避免了国家财产的巨额损失，更赢得了高层对自主研制决心的坚定支持。他也借此机会，强力推动建立了更为严格的技术引进审查和检测规范。

夜深人静时，往往是向真和沈屹一天中唯一能安静相处的时间。

小小的书房里，灯下并排两张书桌。向真伏案计算着晶格常数或绘制着设备草图，沈屹则审阅着厚厚的规划草案或项目报告。

有时，向真会拿着一个棘手的技术难题凑过去，沈屹则会从工程实现和系统集成的角度给出意想不到的思路。

有时，沈屹会就规划中某个新材料的发展方向征询向真的意见，向真前沿而敏锐的洞察力常常能让他豁然开朗。

他们是爱人，是战友，更是彼此最信任的智囊和依靠。

“累了就别硬撑。”沈屹总会适时地递上一杯温热的牛奶或参茶，手指自然地拂过她的后颈，为她按摩紧绷的肌肉。

“你不也一样？”向真抬头，看着他眼下的倦色，心疼地反问。

“我底子比你好。”沈屹语气不容置疑，将她拉起来，“走走，休息十分钟。说说，今天那个石墨坩埚的气孔率问题解决了没？”

话题总是绕回工作，但这种交流本身，就是最好的放松和充电。

在相互的扶持与深度理解中，他们的感情愈发深沉厚重，无需过多言语，一个眼神便能心领神会。

沈屹也完全沉浸在了新的角色中，为国家培育这片至关重要的“材料土壤”，他找到了不逊于从前在一线攻坚的价值感和成就感。

时光在忙碌中飞逝。转眼已是1967年深秋。

经过近一年近乎疯狂的拼搏，新材料研究所终于初具雏形。虽然依旧简陋，但首个千级超净车间——按当时标准已属难得——建成投用；自行设计、与国内厂家联合攻关制造的第一代区熔单晶炉和直拉单晶炉安装完毕；高纯水、高纯气体供应系统虽然磕磕绊绊，但总算能勉强满足实验需求。

团队也扩大了规模。

除了林翰民、何沁、王世钧这几位核心，还从清华、北大、中科院相关所抽调、分配来了十余名充满朝气的年轻大学生和研究生。他们被向真的远见卓识和个人魅力所吸引，被这项事业的战略意义所激励，虽然生活清苦，条件简陋，但个个干劲十足，眼睛里闪着光。

第一次制备高纯多晶硅的工业试验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