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视元年冬，一场大雪覆盖了神都洛阳，紫微城的琉璃瓦上积了厚厚一层白，压得殿宇飞檐都似沉重了几分。然而，比天气更显寒意的，是宫中悄然流转的一种新的气息。往年来往于宫闱、备受女皇宠信的僧人、道士身影渐稀，取而代之的，是两位年轻貌美的男子——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他们如同骤然得宠的锦鲤，搅动了后宫这一池深水，其涟漪也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外朝，乃至太平公主府澄心堂这等处理机要文书的清静之地。

杜善最先察觉异样，是从几份关于宫廷用度与赏赐的文书开始的。一份由少府监呈送的、关于增拨“控鹤府”用度的奏请中，提及需特制一批“金龟、白马”等象征长寿祥瑞的佩饰与车马仪仗，其规格远超常例，而批答的朱笔字迹，并非出自上官婉儿或太平公主那熟悉的笔锋，而是一种略显浮滑、力道不足的新笔迹，旁有小注“奉宸局呈，张郎阅”。另一份关于赐予某位年老致仕宗室安宅的敕书草稿中，原本由鸾台拟定的、位于洛阳城南的一处宅邸，被朱笔圈出，改为城西一处更为轩敞、临近苑囿的宅子，批注仅为二字：“易之议”。

“奉宸局”、“张郎”、“易之议”——这些陌生的字眼，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亲昵与权势，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各类文书的批注栏中。杜善谨慎地核对着这些变动，心中了然，这便是那对传闻中“姿容甚美、善音律歌舞”的张氏兄弟开始干预政事的痕迹。他们的影响力，似乎首先集中在宫廷享乐、宗室赏赐以及涉及道教祥瑞等贴近女皇私生活的领域。

郑司记对此的态度，是异常的沉默。她照常分派文书，核验流程，但对于那些带有张氏兄弟批注的文书，她不再像以往那样点评几句，或指示杜善特别注意某些关窍，而是看完即过，不予置评。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一种谨慎的观望与不易察觉的疏离。

杜善学着郑司记的样子，保持沉默。她仔细核校这些文书的格式、用印是否合规，数据是否准确，但对于批注内容本身，绝不妄加评论，更不深究其背后的缘由。她只是默默地将这些带有特殊标记的文书单独归类，记录下其流向和最终的处理结果。

一日，一份由司礼寺呈送的、关于筹备女皇驾临嵩山石淙涧避暑的详尽方案送至澄心堂。方案宏大，涉及禁军扈从、沿途州县迎送、行宫修缮、百官随行等诸多事宜，本是鸾台、凤阁与相关衙署反复磋商的结果。然而，在这份厚厚的方案页缘，出现了数处张昌宗的批注：“此处增设乐舞平台”、“彼处需备仙鹤、白鹿若干，以助清兴”、“随行官员名单，需再斟酌，宜添雅善诗文、通晓音律者数人”。这些批注，打乱了原有的仪制安排，增加了不小的开支和协调难度。

杜善注意到，太平公主在审阅这份方案时，朱笔在张昌宗的批注旁停留了许久，最终，她并未直接否决，而是批道：“张郎所议，具见巧思。然石淙之行，关乎国体仪制，且时近夏收，恐扰民力。着鸾台、礼部、将作监会同奉宸局，就所增事项核实用度、评估影响，另拟节略上奏。” 既未拂了张氏兄弟的面子，又将皮球踢回了正规的官僚体系，要求进行务实的评估，拖延了决策。

杜善心中暗赞公主手段高明。她依令将文书连同公主的批注发还鸾台。不久，鸾台送回的重拟节略，果然对增设项目进行了大幅削减，理由充分，数据详实。张昌宗的“雅兴”，在官僚程序的繁琐核算面前，终究未能完全如愿。

然而，张氏兄弟的势力扩张速度，却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料。久视元年五月，女皇下诏改元“大足”，虽次年又改回“长安”，但此期间，张氏兄弟愈发频繁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杜善开始在一些非直接关乎宫廷事务的文书上看到他们的手笔。一份关于江淮漕运损耗的奏章，批答中竟出现了“易之以为，当严惩渎职官吏”的建议；一份关于选拔北门学士新员的名单，旁有“昌宗荐某某，才思敏捷”的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