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龙二年秋，洛阳宫城层林尽染，太液池畔的枫叶红得似火，却映不暖紫微城中日益凛冽的肃杀之气。自神龙复辟，中宗李显还朝已三年有余，然“唐室中兴”之象未显，朝局却在皇后韦氏与安乐公主日益膨胀的野心浸染下，滑向愈发浑浊的深渊。太平公主府澄心堂内，烛火燃得比往日更久，文书流转间，已鲜见政通人和的气象，取而代之的，是愈发露骨的权欲倾轧与步步惊心的暗战。

杜善埋首案前，指尖拂过一份刚从鸾台转来的敕书草稿，眉头微蹙。这是一份关于擢升一位姓韦的州刺史为京兆尹的任命草案。此人政绩平平，唯以攀附韦后族亲得幸。草案行文急切，用语倨傲，更令人侧目的是，其批红并非出自鸾台常规程序，而是加盖了一方朱文小印——“敕赐中书门下平章事韦”，赫然是韦皇后干预外朝铨选的明证！如此僭越之举，竟已毫不掩饰。

“皇后殿下……的手笔，是愈发不加收敛了。”郑司记的声音在身旁响起，带着一丝冰冷的疲惫。她拿起那份草案，目光扫过那方刺目的朱印，“京兆尹，掌京畿重地，此等要职，岂能私相授受？”

杜善沉默颔首。这已非孤例。近一年来，经她手流转的文书，处处可见韦氏势力扩张的痕迹。有韦后以“中宫”名义直接“敕赐”官职的“墨敕”，绕过三省，直付执行；有安乐公主公然“开府”，其府属官奏请皆用“公主教”，规格堪比亲王，所求田宅、财帛，动辄以万计；更有大量奏章，内容无关民生国是，尽是请为韦后上尊号、请安乐公主“开府置官属”、请以韦氏子弟充任要职的谄媚之辞。鸾台与门下省的封驳之权，在韦后母女的强势与中宗的纵容下，几近形同虚设。

“殿下之意如何？”杜善低声问。

郑司记冷笑：“殿下岂能坐视？然硬抗非良策。拟节略，引《唐六典》及开元前例，言京兆尹职责重大，当选贤任能，且需经吏部铨选、门下覆奏之常轨。将此草案程序瑕疵，及该刺史考功平平之状，附于其后，密送鸾台张相（指张说，时任鸾台侍郎，与太平公主亲近）处，由其于朝议时发难。”

杜善心领神会。太平公主的策略，并非直接对抗，而是以“祖制”、“程序”为盾，利用朝中清议与残余的官僚制度规则，对韦后的逾矩行为进行阻击。她提笔蘸墨，开始草拟节略，字斟句酌，通篇未提韦后一字，只就事论事，论制度，谈规程，引典章，将一场权力之争，包裹于法律与规章的论辩之中。

然而，韦后的手段远不止于此。数日后，一份由掖庭局呈送的、关于宫内用度的报表送至澄心堂备案。杜善核验时，发现一笔巨额开支——用于采购南海珍珠、西域宝石及大量奢侈锦缎，用途标注为“皇后殿下赏赐命妇及公主府用”。其数额之巨，远超常例，且采购渠道，竟是与安乐公主府关联密切的几家“皇商”。杜善调阅同期太府寺与少府监的账目副本，仔细比对，发现这批采购价格虚高近倍，且有多笔款项流向不明。

这已非简单的奢靡，而是借宫中采买之名，行利益输送、掏空府库之实！杜善将发现悄然告知郑司记。郑司记面色凝重，沉吟道：“此事不宜声张。将账目异常之处，另纸录出，不署来源，只列数据差异。殿下自有他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