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伴随着灼热的风和知了无休止的鸣叫到来，也将一道深刻的沟壑，横亘在了小嘉与世界之间。

小学即将毕业，镇上的中学发出了通知，要求毕业生统一购买校服。那是一种廉价的、蓝白相间的运动服，需要二十五元钱。

当小嘉把通知单拿回家时，屋里陷入了一种难堪的沉默。奶奶正在绕毛线的手停住了，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重重地叹了口气。母亲织着帽子的手指节奏乱了一下，毛针差点戳到指腹。爷爷蹲在门槛上，摸出旱烟袋，却没有点燃，只是用力地捏着。

二十五元。对于这个刚刚靠母亲织毛线、奶奶纳鞋底、爷爷种地才勉强糊口的家来说，不啻于一个天文数字。它意味着母亲要不眠不休织五十顶帽子，意味着奶奶要纳上百双鞋底，意味着家里可能要连续几个月不见半点荤腥。

“能不买吗？”奶奶试探着问，声音里带着侥幸。

小嘉低着头，看着通知单上“统一着装”那几个冰冷的铅字，摇了摇头。他知道，不能。这意味着不合群，意味着会被贴上“特殊”的标签，意味着他一直以来用沉默和倔强筑起的、薄弱的自尊围墙，可能会被轻易击垮。

第二天去学校，班主任在课堂上再次强调了购买校服的事。下课铃一响，同学们兴奋地围在一起，讨论着校服的款式，比较着尺码。小嘉默默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感觉那二十五元钱像一堵无形的墙，把他隔绝在热闹之外。

“小嘉，你订什么尺码？”一个平时还算友善的同学过来问他。

小嘉的脸瞬间涨红了，他支吾着，说不出话。

那个曾经说他爸爸“跑了”的男孩，如今长得更高壮了，他带着几分了然和戏谑，大声说：“这还用问？人家小嘉的校服啊，他爸在南方赚大钱，肯定要订最大码的，是不是啊，小嘉？”

周围响起一阵压低了的窃笑。目光像针一样扎在小嘉身上。他没有像小时候那样扑上去打架，他只是死死地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陷进掌心，用疼痛对抗着那几乎要将他淹没的屈辱。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贫穷，是一种原罪。它让你甚至没有资格去拥有和别人一样的东西，连一件最普通的校服，都成了奢望。

那天放学，他最后一个离开教室。他走到讲台边，看着黑板上老师写的“理想”两个字，看了很久。然后，他伸出手，用袖子，一点点地、用力地，把那两个字擦掉了。理想？对于他而言，首先是要填平眼前这道名为“贫穷”的沟壑。

回到家，他没再提校服的事。他像往常一样，放下书包就去帮爷爷挑水。晚饭时，他默默地喝着能照见人影的粥，嚼着干硬的野菜饼。

夜里，他听到父母房间里（母亲一直独自带着小嘉住在那间屋，爷爷和奶奶住另一间）传来压低的争执声。

是奶奶的声音：“……要不，就跟村头张老四开口借点？为了孩子……”

母亲的声音带着疲惫的决绝：“不借。旧账像山一样，不能再垒高了。我再多接点活，熬几个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