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的余晖给大地涂上了一层厚重的暖金色。王福顺把最后一麻袋大豆搬上手扶拖拉机的车斗，豆子堆成了一个小山包，黄澄澄的，在夕阳下闪烁着朴素而温暖的光泽。麻袋缝里漏出几粒圆滚滚的豆子，掉在车斗里，蹦跳着，像一群不安分的、金色的精灵。

他直起有些酸痛的腰，从腰间抽出那杆陪伴了他十几年的烟袋锅，在车帮上熟练地磕了磕。烟丝是托人从县城指回来的“老旱”，劲儿大，抽一口能解半天的乏。

“福顺叔！福顺叔！”邻居家半大的小子骑着叮当作响的自行车，像阵风似的从田埂上窜过，车铃摇得山响，声音里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广播里说啦！咱中国入世了！以后能买着便宜的外国货啦！”

王福顺没抬头，划了根火柴，用手拢着点着了烟，“噗”地吐出一个浓浓的烟圈。“外国货？能有咱这自己地里长出来的豆子实在？”他眯着眼，看着烟圈在金色的豆堆上空慢慢散开，融进傍晚的空气里。“俺只关心，今儿个粮站能给俺啥价。”

去年的收购价是一块六毛钱一斤。今年风调雨顺，豆子长得格外饱满，粒大滚圆，他心里估摸着，怎么着也能涨到一块七吧？这一亩地能多收二十来斤，十亩地就是二百多斤，能多赚三百多块钱——够给在县里上学的孙子王超，买一台他念叨了好久的“文曲星”学习机了。

拖拉机“突突突”地驶上回家的土路，车斗里的豆子随着坑洼不平的路面有节奏地晃悠着。路两旁，大部分豆田已经收割完毕，只剩下光秃秃的秸秆立在田里，在晚风中相互摩擦，发出单调而萧瑟的“沙沙”声。王福顺想起开春时，他蹲在这片地里，一粒一粒地挑选豆种，把干瘪的、有虫眼的都捻出去，只留下最圆润、最饱满的做种。老伴儿在旁边看得直唠叨：“差不多就行了，哪那么多讲究？费那眼睛！”

他却固执得很：“豆子跟娃一样，底子得好。挑好的养，才能长出息，对得起这块地。”

到了粮站门口，卖粮的拖拉机已经排起了不长不短的队伍。王福顺把车停在队尾，下车想去前面打听打听今天的行情。保管员老李正站在磅秤旁边，扯着嗓子喊：“都听好了啊！今天收购价，一块五毛五一斤！比昨儿个降五分！”

人群里立刻起了一阵骚动。“咋又降了？”有人高声嚷起来，“昨天不还一块六吗？”

老李无奈地摊了摊手，脸上带着一种习以为常的淡漠：“上面通知的，说南边来了大批进口豆，比咱的便宜。站长让压价，不然收进来也卖不出去，砸手里咋整？”

王福顺心里“咯噔”一下，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地攥紧了。他挤到磅秤前，脸上堆起有些僵硬的笑容：“老李兄弟，你看看俺这豆子，颗粒多饱满，色泽多正！咋也按一块五毛五算？”他边说边从麻袋里抓起一把豆子，递到老李跟前，金黄的豆粒在他粗糙的掌心里滚动，散发着阳光和泥土混合的香气。“你摸摸，这干湿度，正好！一点霉变的都没有！”

老李用手指捏起几粒豆子，放在眼前看了看，又随手扔回麻袋里，叹了口气：“福顺哥，我知道你家豆子好，年年都是头等货。可上面有规定，统一定价，我也没办法。”他往前凑了凑，压低声音，“我听站长那意思，以后这进口豆怕是越来越多，咱这国产豆……唉，怕是还要降。”

王福顺没再说话，默默地回到自己的拖拉机旁。烟袋锅在手里无意识地转动着，烟丝撒出来一些，落在满是尘土的地上。排在前面的二柱子探过头来：“叔，要不咱先拉回去？等明天价涨涨再来？”

他摇了摇头，声音有些发闷：“不了。眼瞅着天就冷了，豆子存久了怕受潮，更不值钱。一块五毛五就一块五毛五吧，总比烂在家里强。”

轮到他过磅时，王福顺死死盯着那根黑色的磅秤指针。指针晃悠了几下，最终稳稳地停在了“2380斤”的位置上。老李在本子上记着：“2380斤，1.55元，合计3689元。”他接过那一沓新旧不一的钞票，蘸着唾沫，仔仔细细地数了三遍。没错，是三千六百八十九块。比他心里预估的，少了将近三百块——孙子的学习机，泡汤了。

拖拉机再次“突突”地响起，载着空麻袋和满腹心事，驶向来时的路。车斗轻了，他的心却沉甸甸的，压得轮胎在土路上陷出更深的车辙。

路过村头那家熟悉的小卖部时，他鬼使神差地停了车，进去打了半斤散装的二锅头。老板一边打酒一边搭话：“福顺叔，听说咱入世了，以后说不定能喝上洋酒了咧！”

王福顺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个算不上笑的表情：“洋酒？还是咱这二锅头实在，辣嗓子，烧心口，暖和。”

回到家，屋里弥漫着白菜炖豆腐的香气。老伴正蹲在灶前烧火，跳动的火苗把她的脸映得忽明忽暗。“卖了多少？”她头也没抬，习惯性地问。

“三千六百八十九。”王福顺把酒瓶子放在炕桌上，发出沉闷的声响，“比想的，少了点。”

“咋又少了？”老伴直起身，围裙上沾着几点灶灰，“今年的豆子不是比去年还好吗？”

“粮站说，来了进口豆，便宜。”他给自己倒了一盅酒，一仰头，辛辣的液体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带来一阵短暂的麻痹。

老伴沉默了片刻，没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往灶膛里又添了一把柴火。火焰“轰”地一下窜得更高，映得贴在墙上的那张泛黄的“五谷丰登”年画一片通红。画上的农民，咧着嘴憨厚地笑着，怀里抱着的稻穗，沉甸甸的，仿佛能压弯整个秋天。

那天夜里，王福顺做了一个梦。梦见地里的豆苗，一夜之间长成了金灿灿的稻穗。他和老伴在地里收割，孙子王超和孙女王苗在田埂上追着蝴蝶跑，清脆的笑声，比灶膛里最旺的火苗还要明亮，还要温暖。

北京，农业部大楼。

周明远办公室的灯光，亮了一夜。

他把那份带着他体温和汗渍的农业谈判备忘录，锁进了办公桌最底层的保险柜里。保险柜的密码，是他的生日，也是他大学毕业那年，第一次去黑龙江考察，站在那片无边无际的黑土地前，感到无比震撼的那一天。

他在摊开的笔记本上，用力地写下：

“2001年11月10日，多哈。门，开了。

有人看见门外是机遇，有人看见门外是风雨。

而我们要做的，是必须为风雨中的耕耘者，撑起一把伞。

无论前路多少艰难，这把伞，不能倒。”

写完，他合上笔记本，走到窗边。东方的天际，已经透出了一丝微弱的曙光。新的一天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也开始了。他知道，从这一刻起，脚下的路，将充满前所未有的挑战。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