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设备开始进场。

这是最关键的阶段。德国的自动化生产线，日本的检测仪器，美国的管理系统……每一台设备都要调试，每一个系统都要对接。

我和江临深几乎住在工地。他负责协调供应商，我负责技术对接。我们经常在凌晨的车间里，对着图纸争论。

“这条传输带的速度要调慢。”我指着设计图，“太快了会影响检测精度。”

“但会影响整体效率。”

“那就在检测环节增加并行工位。”

“空间不够。”

“那就重新设计布局。”

我们争论，妥协，再争论，再妥协。有时候吵得面红耳赤，但最终总能找到解决方案。

有次吵得特别凶，我摔门而出。在工地的空地上抽烟——这是我来电子厂后养成的习惯，压力大时会抽一根。

江临深追出来，抢过我手里的烟掐灭。

“别抽了，对身体不好。”

“要你管。”

“我就要管。”他抓住我的手腕，“阿清，我们可以吵，但不要伤害自己。”

我看着他，突然泄了气。

“对不起。”我说，“我太急了。”

“我也急。”他叹气，“但急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坐下来，看着远处的厂房。夜色中，工地的灯光像星星。

“还记得在汇市的时候吗？”他突然说，“在304宿舍，我们也是这样，经常为了工作的事争论。”

“记得。”我笑了，“那时候你总说我不够专业。”

“现在你比我还专业。”

“是你教得好。”

他搂住我的肩：“阿清，你知道吗？我最喜欢看你认真工作的样子。眼睛发亮，思路清晰，像个将军在指挥战役。”

“那你呢？”我问。

“我？”他想了想，“我像个后勤部长，负责给你提供弹药和粮草。”

我们都笑了。

争吵带来的不快，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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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初，所有设备调试完毕，准备试生产。

试生产的前一天，我们开了最后一次动员会。所有管理人员、技术骨干、班组长都参加了。

江临深做了部署，我讲了质量要求。会议从下午开到晚上，每个人都精神紧绷。

散会后，江临深留下我：“阿清，明天很关键。”

“我知道。”

“不管结果如何，我都为你骄傲。”

我看着他的眼睛：“我也是。”

那一夜，我们都没睡。在车间里走了一遍又一遍，检查每一个细节，确认每一个参数。

凌晨四点，终于检查完毕。

“回去睡会儿吧。”他说。

“睡不着。”

“那就在这儿靠会儿。”

我们在车间的休息区坐下，肩并肩靠着墙。窗外，天色渐渐发白。

“阿清，”他轻声说，“等工厂稳定了，我们去旅行吧。就我们两个，去哪里都行。”

“好。”我闭上眼睛，“想去云南，看洱海，看雪山。”

“那就去云南。”

我们在晨光中静静坐着，等待新的一天，也等待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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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八点，试生产正式开始。

第一条自动化生产线启动，机器轰鸣，传送带转动。原材料从一端进入，经过十几道工序，在另一端变成成品。

所有人都屏住呼吸。

第一个成品出来的瞬间，我亲自做了检测。所有参数，全部合格。

车间里爆发出欢呼声。

江临深紧紧抱住我：“成功了！”

“嗯，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