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还没到，整个星期五却像被人为拉长。

上午的两节课密密麻麻塞满公式和案例，我照样记笔记、照样在点名时举手应答，心里却像有人一直在数倒计时——还剩一天，还剩半天，还剩几个小时。手机放在桌肚里静音，屏幕一亮又一暗，大多是同学在群里讨论周末去哪儿玩，偶尔夹一条辅导员发来的提醒：“明天九点，别迟到。”

中午回宿舍的路上，赵启明跟在我旁边，肩带一晃一晃。他嘴里嚼着超市买的面包，含糊不清问了一句：

“你明天打算几点起？”

“七点多。”我说，“先吃点东西，人文楼那边空调开得冷，我可不想一紧张肚子叫。”

“你还知道紧张会饿？”他哼了一声，“我要是你，大概今晚就睡不着了。”

我敷衍笑了一下。睡不睡得着还真不好说。

午饭后，他提议去图书馆？我摇头，说空气糟、座位挤，他立刻换了个说法：“那就去自习室，明天之前把所有你可能会被问到的问题再走一遍。”

“问题昨天已经演过一轮了。”

“昨天练的是‘他们按表提问’，今天得加一条——‘他们突然拿出一段你没想到的东西’。”

这个补充听上去很糟糕，却又现实得过分。

我们最终还是钻进了校外那栋按小时收费的自习室。老板见我们眼熟，抬眼看了一眼，没多话，只从柜台后面抽了两张卡丢过来：“老规矩，扫脸进去。”

人脸识别的扫描光从下往上扫，停在鼻梁附近的那一瞬间，我下意识屏住了呼吸。屏幕闪了一下，“验证通过”的提示跳出来，我这才放松肩膀。

隔间的门关上，把外面的噪音挡在薄薄一层木板外。桌上空空的，只有一块白板和几支被人用得扁扁的白板笔。

他先把书包放下，随手抓起一支笔在白板上写了几个字：

【周六联席组访谈·应对预案】

字迹一惯的潦草，倒显得像某种正经的项目标题。

“你真把这当项目做？”我忍不住吐槽。

“比当项目还认真。”他干脆，“项目最坏就搞砸，这个搞砸了你以后每一步都在他们盯着的格子里走。”

我没再反驳。

他先画了三个并列的小框，上面写：

A：一切正常

B：发现轻微异常

C：发现明显异常

“技术人员手里实际上就是这三种结论。”他说，“他们嘴上说什么‘综合评估’，最后在报告里也得往这三个格子里的某一个打勾。”

“你觉得明天会落哪儿？”

“正常人的祈祷是落在 A。”他摊手，“但我们得按 B 来准备，按 C 来想最坏。”

白板上很快被写满字。

在“B：发现轻微异常”下面，他写：

——标记为“需持续观察用户”

——跨城传送长期受限

——社会系统内其他行为跟踪加强

然后在旁边加了一条箭头：

→另一个“我”的活动空间进一步压缩

“如果落在 B，就说明你这条主记录有一点晃，但还没到非得修剪的程度，”他解释，“他们会收紧你外出的自由，顺便在系统里把所有与你高度相似的波动一并拉红，那边就更难动了。”

“那 C 呢？”

他在“C：发现明显异常”下写：

——重新评估主记录有效性

——多体存在风险升级

——强制医疗/羁押/技术干预

这个列表写完之后，自习室里安静了一会儿。

“只要别落到 C，就算赢了一半。”他说，“但还有另一半，是你怎么在 A、B 这两个范围里，让他们觉得‘把你当成唯一版本’是最省心的选择。”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我盯着白板，“如果我是他们，你这边才是真正值得研究的。”

“所以他们才要先把我排除出人群。”

“这说法听着挺讽刺。”

“技术视角不讲讽刺。”他耸耸肩，“他们只会觉得：已经有一条干干净净的主记录能用，干嘛要在一条乱线身上浪费资源。”

他把笔在手里转了一圈，突然把话题拐向另一个方向：“我们到现在还没讨论过最极端的备用方案。”

“哪个？”

“如果明天出了什么你控制不了的情况——比如他们上来就拿一段我们完全没见过的画面，或者直接当场说‘我们的判断是主记录并不唯一’——你打算怎么办？”

“当场翻脸？”我苦笑，“掀桌子、拒绝配合、然后被直接送去做精神鉴定？”

“不是。”他摇头，“是从那一刻开始，你彻底停止任何配合，把所有回答压到最基本的信息，争取时间。剩下的交给我。”

“你能做什么？”

“能做的事太多了。”他盯着白板，“只不过大部分都不体面。”

我想起他曾经提过的“在他们眼皮底下再制造一次重合”，忍不住皱眉：“你又想搞什么大的？”

“放心，现在轮不到我进传送舱。”他扭开一瓶水喝了一口，“但联席组的人也是人，他们走进你们学校，走进那间小会议室，沿途会经过一堆我们比他们更熟悉的设备——门禁、监控、走廊尽头那台坏了一半的摄像头、甚至你们教学楼的应急电源。”

“你打算动校园这边的系统？”我声音不自觉压低了一点，“你疯了？”

“我又不是要炸楼。”他不以为意，“只是在最糟情况下，让他们的判断变得没那么‘干净’——比如在关键几分钟里，让某些原本应该稳定的信号出现一点小小的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