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我的病情复杂，所以后一次咨询是由资历更深厚的储老师为我进行的。

她要更和蔼些，江老师秦老师与之比对，其间都有隐隐相传承的共通。

因为是1v1咨询，我的不安感能得到极大地宽抚。面向储老师我分享了很多很多，几乎事无巨细，她所问的、她想了解的，我都全然告诉了。

纵使储老师面色不改，但我能直觉出她很严肃。

等咨询结束之后，我学着开始写日记，观察自己的伤心点。

储老师特地说：“别小瞧‘写日记’这件简单的事情，饶是秦暮，也保持着这个习惯呢！”

于是我照做。即使脑袋木木的时候，什么也编不出来，也会试着画个哭脸或笑脸。

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很长一阵子，心理咨询师们（无论是储老师、还是江老师秦老师）她们都没再按时来了。

母亲很生气，叨叨骂着“燕洋大学的人怎么也不靠谱”，于是又准备给我找新的医生。

我尝试和怒火中烧的母亲搭话，提出自己的请求。具体怎么说的，不太记得了，约莫是些“希望母亲相信心理咨询师”“希望再等等”之类的话？

印象很深的是，母亲那滔天怨气在我提议之后瞬时就萎了，再没有说任何心理咨询师们的坏话。

又过了十数天后，日记写得快大半本了，我试着重新回到了学校里。

可事实仍令人为难，即使觉得自己做足了准备，但心里头还是控制不住在难受——同学朋友们所谈论的、所衍作的还是和于笑夜相关。

我想从内耗争斗中撤场了、从没有结果的妄恋中退出，可忧郁相不肯放过我，按着我的大脑浸在思维乱潮里，教我不能喘息、只能偷偷哭嚎。

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给江老师打电话求助，脆弱地、丢脸地求助。

失踪了很久的江老师，居然接听了，她显然听到我哭泣也很慌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