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在一种温暖而坚实的感觉中醒来。

这种温暖不是阳光穿透窗帘的那种——虽然四月的晨光确实在窗帘边缘镶上了一道淡金色的边。这是一种更私密、更贴近皮肤的温暖，带着缓慢而有力的脉搏节奏，一下，又一下，隔着她薄薄的棉质睡衣，稳定地传递过来。

她睁开眼，首先看到的是瓦西里的胸膛。

他仰躺着，一只手臂自然地搭在她腰间。即使还在沉睡中，那手臂的重量依然带着一种保护性的占有感，不沉重，但存在感十足。晨光透过窗帘的缝隙，在房间里切出几道倾斜的光柱，其中一道恰好落在他裸露的肩膀上。那些肌肉线条在光线下显得格外清晰，但又因为睡眠的松弛而显得柔软，不像白天那样紧绷得像花岗岩。

安娜没有动。她只是静静地躺着，呼吸着这间卧室清晨的空气。

空气里有几种气味交织在一起：刚洗过的亚麻床单那种淡淡的碱水味，窗外飘进来的初春泥土气息——雪融后的土地散发出潮湿而清新的味道，还有瓦西里身上特有的气味。

那种气味。

她悄悄地将脸又往他胸口埋深了几毫米，鼻尖几乎贴到他的皮肤上。是的，就在那儿：阳光下的木头。不是刚锯开的新鲜木材那种刺鼻的味道，也不是潮湿腐烂的木头气息。而是阳光晒过的干木头的香味，混合着一点点肥皂的清洁气息，还有某种更深层的、只属于他皮肤本身的暖意。

她说不清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这种气味的。也许是在他们第一次跳舞的那个晚上，他把她拉近时；也许是在他们第一次接吻时，他的脸贴着她的脸；又或者是在他们新婚之夜的床上，当她第一次毫无保留地贴近他滚烫的身体时。但无论如何，这种气味已经成为她生活中最安心的坐标之一，像一条看不见的绳索，把她这个总是感觉漂浮不定的人，牢牢地系在这个世界的某个点上。

“你在闻我。”

低沉的声音从头顶传来，带着刚睡醒的沙哑和一丝笑意。

安娜僵住了。她没想到他会醒。或者说，她没想到他会发现——她以为自己足够小心，动作足够轻微。

“我没有。”她小声说，声音还带着睡意。

瓦西里笑起来，胸腔传来一阵轻微的震动。那只搭在她腰间的手臂收紧了，把她更近地拉向他。他翻了个身，从仰躺变成侧卧，面对着她。现在他们的脸之间只有几英寸的距离了。

“你有。”他蓝色的眼睛在晨光中显得异常明亮，“像只小老鼠在偷偷闻奶酪。”

“我不是老鼠。”安娜抗议道，但声音微弱得毫无说服力。她看着他近在咫尺的脸——那张典型的斯拉夫面孔，高挺的鼻梁，线条分明的下颌，还有那双总是让她感到惊奇的眼睛。那种蓝色让她想起她曾在画册上看过的贝加尔湖，深邃而清澈。他的金发因为睡眠而变得凌乱，有几缕垂到额前，让他看起来比白天少了些威严，多了些孩子气。

“那你是什么？”他问，手指轻轻梳理着她黑色的长发。那头发又长又直，在枕头上铺开像一片墨色的瀑布。

安娜想了想。“一只麻雀。”

“麻雀？”

“嗯。又小又黑，哪里都有，没人注意。”

瓦西里的表情柔和下来。“我注意到了。”他说，手指停在她的脸颊上，“我第一次见你就注意到了。”

他说的是那个秋天的舞会。两年前，在基辅青年文化宫举办的“各民族友谊晚会”。安娜当时被朋友——如果孤儿院一起长大的几个女孩能算是朋友的话——硬拉去参加。她本来不想去，她不擅长跳舞，更不擅长社交。但塔季扬娜说那里有免费的柠檬汽水和饼干，而且“说不定能遇到个好男人”。

结果真的遇到了。

安娜还记得自己当时站在大厅边缘，穿着一件从二手商店淘来的褐色连衣裙，料子粗糙，领口过高，颜色把她本就偏黄的肤色衬得更加暗淡。她手里握着一杯温吞的柠檬汽水，看着舞池里旋转的人群。手风琴和巴扬琴奏着欢快的旋律，男人们的靴子在地板上踏出整齐的节拍，姑娘们的裙摆像盛开的花朵。

然后他就出现了。

他穿着消防队的制服——不是正式军装，而是那种深蓝色的日常制服，熨烫得笔挺，肩章上的徽章闪闪发亮。他太高了，在人群中一眼就能看到，金色的头发在吊灯下几乎在发光。他正和几个同样穿制服的男人说笑，手里拿着一杯啤酒，笑声洪亮而真诚。

安娜立刻低下了头。这样的男人不属于她的世界。他们是阳光下的白桦树，高大、挺拔、生机勃勃。而她只是墙角的阴影。

但命运有时就是如此不可理喻。

下一支舞曲开始时，安娜感到有人站在她面前。她抬起头，就看到了那双蓝眼睛。他伸出手，什么也没说，只是微笑着看着她。那笑容里有种让她无法拒绝的真诚。

“我不会跳。”她小声说，声音几乎被音乐淹没。

“我教你。”他说，然后不等她回答，就轻轻拉住她的手，把她带进了舞池。

后来安娜才知道，瓦西里那天是被同事们怂恿去“邀请那个东方小美人”的。有人说她看起来像中国娃娃，有人说她可能是越南人，还有人打赌他不敢去邀请一个“外国人”。但瓦西里说，他只是看到她的第一眼，就觉得她像一只走失的小动物，眼神里有种让他心碎的孤独。

“你在想什么？”现在，瓦西里问她，拇指轻轻摩挲着她的下巴。

“想我们第一次跳舞。”安娜如实说。

“你当时踩了我七次脚。”

“我记得是五次。”

“左脚三次，右脚四次，所以是七次。”

安娜轻轻推了他一下，但他纹丝不动，只是笑得更开了。他俯身吻了吻她的额头，然后是鼻尖，最后轻触了一下嘴唇。

“该起床了，”他说，虽然听起来并不真的想起床，“我七点要报到。”

安娜看了一眼床头柜上的闹钟。钢制外壳，圆盘式表盘，红色的指针指向六点十分。这是瓦西里去年获得的“先进工作者”奖品之一。还有那座挂钟，也是奖品，挂在客厅的墙上，走时精确，每个整点都会发出清脆的报时声。

“你再躺五分钟，”她说，“我去做早餐。”

瓦西里没有反对。他确实又躺下了，但手臂依然搂着她。安娜任由他抱着，听着他的呼吸逐渐平稳，以为他又睡着了。但两分钟后，他叹了口气，坐了起来。

“不行，”他说，“躺着躺着就不想动了。”

他下了床，赤裸着上身走到窗边，拉开了窗帘。更多的光线涌进房间，照亮了卧室的每一个角落。安娜眯起眼睛，看着他站在窗前的背影——宽阔的肩膀，收紧的腰背，背部肌肉随着他伸展双臂的动作而起伏。阳光在他金色的汗毛上镀了一层细碎的光。

他们的卧室不大，但很整洁。一张双人床，一个衣柜，一个床头柜，仅此而已。墙上贴着浅绿色的壁纸，是瓦西里在他们结婚前重新贴过的。地板是实木的，有些地方因为年代久远而出现了细小的裂缝，但被擦得很干净。窗户朝东，每天早上都会迎来第一缕阳光。

这整间公寓都是瓦西里分到的。不是分配的普通职工宿舍，而是因为他连续三年被评为“基辅市模范消防员”，并在一场化工厂火灾中表现出色，救了两个孩子和一位老妇人，所以特别奖励给他的。位于一栋新建的五层楼房里，在奥博隆区，离第聂伯河不远。两室一厅，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总面积足足有五十二平方米。这在1986年的基辅，尤其是对于一对年轻夫妇来说，几乎是奢侈的。

最重要的是，它有中央供暖。安娜至今还记得第一个冬天，当她意识到不需要每天早上起来生炉子，不需要担心煤炭是否足够，室内温度可以恒定保持在二十度以上时，那种几乎不真实的幸福感。孤儿院的冬天总是寒冷的，暖气时有时无，窗户漏风，她们几个女孩常常挤在一张床上取暖。而现在，她有了一整间温暖的公寓，还有一具温暖的、总是散发着阳光木头气味的身体可以依偎。

瓦西里走进浴室，很快传来了水声。安娜也起身，套上晨衣，走进厨房开始准备早餐。

厨房是她最喜欢的地方之一。虽然不大，但窗户很大，采光很好。台面是浅色的人造大理石，是这栋新建住宅的标准配置。柜子是淡黄色的，门上镶着磨砂玻璃。有一个双灶头的燃气炉，一个不大的烤箱，还有一台“明斯克”牌冰箱，工作时会发出低沉的嗡嗡声。

安娜打开冰箱，取出鸡蛋、黄油、香肠和牛奶。又从柜子里拿出黑面包、盐和茶。她动作熟练，有条不紊。先在煎锅里化开一小块黄油，等油热了，打入两个鸡蛋。香肠切片，放在另一个小锅里煎。面包切片，用烤面包机加热——这是瓦西里用额外津贴买的，算是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