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瑾不记得父亲的模样了。她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了很远的地方，母亲说父亲是去赚钱了，赚了钱就回来。她等了一年又一年，从会走路等到会做饭，从会说话等到会沉默，父亲没有回来。母亲后来也不提父亲了，只是每天早出晚归，替人洗衣裳，手上的裂口越来越深，腰越来越弯。阿瑾从八岁开始，就学会了做饭。不是有人教她的，是她自己学的。母亲回来得太晚，弟弟阿澈饿得直哭，她把米缸里最后一把米放进锅里，煮了一锅粥，稠的给弟弟，稀的给自己。阿澈喝完了粥，破涕为笑，说“姐姐做的粥真好喝”。阿瑾笑了，笑着笑着，眼眶就红了。那年她八岁，阿澈六岁。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母亲的病是一点一点重起来的。先是咳嗽，后是喘，再后来连起床都困难了。阿瑾去药堂抓药，大夫说她娘这是积劳成疾，需要慢慢调养。阿瑾问要多少银子，大夫报了一个数，她沉默了。那个数字太大，大到她把家里所有的铜板倒出来数了三遍，还差一大截。她没有哭，她把铜板收好，走回家，蹲在灶台后面，把脸埋在膝盖里，蹲了很久。阿澈从外面跑进来，看见姐姐蹲在那里，也蹲下来，把脑袋靠在姐姐肩上。“姐姐，你怎么了？”阿瑾抬起头，笑了。“没事，姐姐在想晚上吃什么。”她没有告诉弟弟家里没有银子了，没有告诉弟弟母亲的药快断了，没有告诉弟弟她已经两天没有吃早饭了，把省下来的每一文钱都攒着，可还是不够。她是姐姐。姐姐不能让弟弟知道这些。
阿澈是在姐姐的背上长大的。阿瑾去河边洗衣裳，阿澈就坐在岸边的石头上，把脚伸进水里，看小鱼从脚趾间游过。阿瑾去街上卖绣品，阿澈就牵着姐姐的衣角，跟在后面，东张西望。阿瑾去地里挖野菜，阿澈就蹲在旁边，帮姐姐把挖出来的野菜一根一根地码好。阿澈很乖，从不跟姐姐要这要那，看见别的小孩吃糖葫芦，他咽了咽口水，别过脸去，不看。阿瑾看见了，没有说话。第二天，阿澈在枕头底下发现了一文钱。他不知道那一文钱是姐姐从哪里弄来的，他只知道自己买了一串糖葫芦，咬了一口，很甜。他跑回家，想把剩下的给姐姐吃，姐姐不在家。他蹲在门口等，等了很久，姐姐回来了，袖子是湿的，手是红的。他把糖葫芦递过去，说“姐姐吃”。阿瑾低头看了一眼那串已经化了一半的糖葫芦，笑了，咬了一小口。“甜吗？”阿澈问。阿瑾点了点头。“甜。”
阿澈的衣裳破了，阿瑾在灯下缝。阿澈的鞋子小了，阿瑾拿自己的旧鞋改了改，给阿澈穿。阿澈发烧了，阿瑾一夜没睡，坐在床边，把凉帕子敷在弟弟额头上，一遍一遍地换。天快亮的时候，阿澈的烧退了，阿瑾趴在床边睡着了。阿澈醒来，看见姐姐睡着了，没有叫醒她。他悄悄地伸出手，把姐姐滑落的被子拉上来，盖在姐姐肩上。那年阿澈九岁，阿瑾十一岁。
日子最苦的时候，米缸里一粒米都没有了。阿瑾去邻居家借了一碗米，煮了一锅粥，稠的给弟弟和母亲，稀的给自己。阿澈看着姐姐碗里的清汤，把自己的粥倒了一半进姐姐碗里。“姐姐吃。”阿瑾看着碗里突然多出来的粥，愣了一下。然后她低下头，把粥喝了。她没有说谢谢，阿澈也没有说不客气。他们不需要说这些。
阿瑾的手很巧。她绣的帕子比别人的都好，花是花，鸟是鸟，活灵活现的。绣坊的老板娘说你这手艺可以卖个好价钱，阿瑾就多绣了一些。她绣到深夜，烛火跳动着，映着她低垂的眉眼。阿澈睡在旁边，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姐姐”，又睡过去了。阿瑾停下针，看了弟弟一眼，替他掖了掖被角，然后继续绣。她想，多绣一条，就能多买一碗米，多抓一服药，母亲就能好得快一些，阿澈就能多吃一口饱饭。
母亲的病时好时坏。沈大夫说这病需要长期调理，不能断药。阿瑾记下了，每一副药的方子她都收好，每一味药的价格她都记在心里。她知道哪家药堂的药材便宜一文钱，知道什么时候去买药能赶上折扣，知道哪味药可以用更便宜的替代而不影响药效。她不是大夫，她只是一个想把母亲留住的女儿。
阿澈十一岁那年，在街上被几个地痞围住了。他们抢了阿澈手里刚买的一包药——那是阿瑾攒了很久的银子给母亲抓的药。阿澈追上去，被推倒在地，膝盖磕破了，血顺着腿往下流。他坐在地上，没有哭。他攥着拳头，咬着牙，看着那些地痞大笑着走远。他恨自己太小了，太弱了，什么都做不了。他回到家，把膝盖上的伤口藏起来，不让姐姐看见。可阿瑾还是看见了。她蹲下来，用帕子轻轻擦去弟弟膝盖上的血，没有问他怎么回事，没有骂他不小心，什么都没有说。她只是擦干净了，上了药，包好了，然后站起来，去厨房做饭。阿澈坐在门槛上，看着姐姐的背影，眼眶红了。他想，他一定要长大，长大了就能保护姐姐，不让任何人欺负她。
后来有一天，阿瑾去河边洗衣裳，阿澈跟在后面。他们路过一条巷口的时候，几个地痞从巷子里走出来，拦住了他们的去路。阿瑾把阿澈护在身后，脸色发白，可她一步也没有退。她不会打架，不会骂人，连大声说话都不会，可她站在那里，像一棵被风吹弯了又弹回来的柳树，柔韧而倔强。
那天的后来，阿瑾记不太清了。只记得一辆马车停了下来，一个穿月白色褙子的女子从车上下来。那女子戴着帷帽，纱帘遮着脸，可阿瑾看见她的第一眼，就知道她一定很好看。不是因为她露出来的那一小截下巴，而是因为她整个人站在那里，就像一束光。那光不刺眼，不灼热，温温柔柔的，像春天的风，像江南的雨，像阿瑾在很多很多个夜晚梦见过的、却从来不敢说出口的、温暖的东西。
那个女子走到她面前，蹲下来，问她伤着了没有。她的声音很好听，像山间的溪水，清清凉凉的，又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温柔。阿瑾摇了摇头，想说“没事”，可她的嘴张开了，声音却不见了。她就那么看着那个女子，看着纱帘后面若隐若现的眉眼，一个字也说不出来。那个女子笑了笑，伸手摸了摸阿澈的头。阿澈愣愣地看着她，脸一下子就红了。
后来阿瑾才知道，那是璟王妃。再后来，她知道了她的名字。阿沅。
阿沅替她们赶走了地痞，替她母亲请了大夫，替她们买了药，留下了米面和银子。阿瑾站在灶台后面，看着那些她从未见过的东西，沉默了很久。阿澈跑进来，说“姐姐，那个姐姐好好看”。阿瑾没有说话。她在想，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不是因为她好看，不是因为她有钱，不是因为她有权有势，而是因为她蹲下来，平视着阿瑾的眼睛，问她“伤着了没有”的时候，那语气不像是在施舍，不像是在可怜，像是在问一个朋友。
那天晚上，阿瑾坐在灶台后面，捧着一碗凉透了的粥，没有喝。她在想那个人的声音，那个人的眉眼，那个人蹲下来时衣角拂过地面的样子。阿澈跑过来，说“姐姐，你怎么哭了”。阿瑾摸了摸自己的脸，是湿的。她不知道自己在哭什么。她只是觉得，被一个人那样对待，原来是这样一种感觉。
母亲的身子渐渐好了起来。沈大夫的医术很好，药也对症，母亲能下床走动了，能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了，能吃下小半碗饭了。阿瑾看着母亲一日一日地好起来，心里对那个人又多了一份感激。不是恩情，是感激。恩情太重，她不知道自己这辈子还不还得起。感激不一样，感激是藏在心里的，是每天做饭的时候多放一勺米，是每天煮茶的时候多煮一盏，是每天打扫屋子的时候把窗台擦得干干净净，等着那个人来。
那个人真的又来了。不是来送东西，是来看她们。阿瑾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来。她们只是她随手救下的一对姐弟，和她非亲非故，没有任何关系。她不需要来，不需要问她们过得好不好，不需要替母亲把脉，不需要给阿澈带糖吃。可她还是来了。阿瑾想，大概有些人就是这样，她对你好，不是因为你需要，是因为她想对你好。
阿澈喜欢那个人。阿瑾看得出来。阿澈看那个人的时候，眼睛亮得像两颗星，比看见糖葫芦时还亮。他会把自己觉得好的东西都捧到那个人面前——一颗光滑的石子，一朵路边摘的小花，一只自己编的草蚱蜢。那个人每次都会接过去，认真地看一看，然后笑着说“谢谢阿澈”。阿澈就咧开嘴笑，露出一口白牙，高兴得像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