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在淮安城的运河大堤上，看着河水缓缓南流。河面上漕船首尾相接，桅杆上的旗帜在风里猎猎作响。每一面旗帜上都写着一个字：漕。漕运的漕。大周每年通过运河从南方运到北方的粮食，定额四百万石。四百万石粮食，从江南的稻田里收上来，装船，过淮安，过徐州，过临清，过天津，最后进通州仓。这条两千里的水路上，每一个关卡都可以伸手。淮安核价，临清抽检，天津过秤，通州入库。每一道手续都是一道缝隙。四百万石粮食流过的缝隙里，漏掉了多少银子？裴铮站在大堤上，河风吹着他的衣袍。左臂的伤已经好了，留下一道暗红色的疤痕。

“沈青竹。”他说。

“在。”

“记下来。淮安府核价，实际米价比核定价格高几成？”

“三成。”

“这三成差价，粮商不可能自己扛。要么从别处补回来，要么掺假。记下来。”

“是。”

船继续南行。

淮安往南是扬州。裴铮在扬州待了五天。

五天里他去了三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万盛号粮铺的原址。江南案之后，万盛号被查封，东家韩通下狱。铺面已经换了招牌，叫“恒丰号”，卖的还是粮食。裴铮在恒丰号门口站了一炷香的时间，进出的客人寥寥。隔壁一家小粮铺的伙计蹲在门口嗑瓜子，看见裴铮站着不走，吐出一片瓜子皮，说：“别看了，那家东西贵。”裴铮问他，为什么贵？伙计说，人家有门路，漕粮过手的时候能截下来一部分，转手就卖。价格高，但货是真的。不像他们这些小铺子，拿不到漕粮，只能卖本地米，本地米收成不好，价格也便宜不到哪去。

裴铮给了伙计几个铜板，买了一碗大麦茶。茶水是凉的，带着一股焦糊味。

第二个地方是扬州府衙。他没有进去，在府衙对面的茶楼上坐了半个下午。茶楼二层临街，推开窗就能看见府衙大门。裴铮要了一壶龙井，坐在窗边，看着府衙门口进进出出的人。穿官服的、穿便服的、穿短打的、穿绸缎的。有一个穿着茧绸长衫的中年人进了府衙，不到一炷香就出来了，出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一个盒子。盒子不大，紫檀木的，上面雕着花纹。中年人把盒子交给门口的轿夫，上了轿。轿子朝城东去了。

沈青竹低声说：“那个人是扬州最大的盐商，姓汪。”

裴铮点了点头。盐商进府衙，空手进，拎着盒子出。盒子里装的什么，不难猜。

第三个地方是扬州城外的灾民营。江南水患已经过去两个月，灾民还没有散。朝廷的赈灾银发下来了，灾民也领到了粮食——每人每天一合米，熬成粥能照见人影。裴铮在灾民营里走了一圈。窝棚是用芦席和竹竿搭的，不遮风也不挡雨。老人坐在窝棚口，孩子光着脚在泥地里跑，妇女蹲在土灶前烧火，灶膛里的火光照着她们没有表情的脸。

一个老妇人拉着裴铮的衣角。她的手像一截枯树枝，指节粗大，皮肤皲裂。她问裴铮：“老爷，你是官吗？”

裴铮说：“不是。我是过路的商人。”

老妇人松开他的衣角，说：“官都这么说。”

裴铮蹲下来。他问老妇人，家里还有谁？老妇人说，儿子被征去修堤，堤没修完，人让水冲走了。儿媳妇带着孩子改嫁了。剩她一个人。

裴铮从袖中摸出一小块银子，放在老妇人手里。老妇人低头看了看银子，没有道谢。她把银子塞进衣襟里，说：“老爷，你要是见到官，帮老妇人问一句话。”

“什么话？”

“我儿子的尸首，还能找到吗？”

裴铮站起来。他没有回答。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离开扬州的前一天晚上，裴铮在客栈的油灯下写了一道密折。折子里记录了他沿途所见：淮安的核价、扬州的盐商、灾民营的老妇人。折子的最后，他写了一段话——

“臣沿途所见，江南之弊，不在贪墨之深，在人心之冷。淮安核价，官府夺民利而民不敢言；扬州盐商，富者通官府而贫者无告；灾民营中，老妇人问臣‘我儿子的尸首还能找到吗’，臣无言以对。臣在朝堂上说过很多话，骂过很多人。但臣站在那个老妇人面前的时候，臣第一次觉得，臣说的那些话，一文不值。”

他把密折封好，交给护卫。六百里加急，直送京城。

第二天清晨，船离开扬州，继续南行。

裴铮站在船头。运河水在船底哗哗响着。晨雾从水面上升起来，把两岸的稻田和村庄罩成一片模糊的灰白色。沈青竹从舱里出来，站在他身后。

“大人，我们接下来去哪？”

“苏州。”

“苏州？”

“黄锦是苏州人。永丰号在苏州。沈三山的织机图纸，是在苏州被收走的。”裴铮看着雾中的运河，“我要去看看，这一切开始的地方。”

船头劈开晨雾，向南驶去。雾气打湿了裴铮的衣襟，他没有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