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第三天，林晓川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早上六点起床，生煤炉，烧水，洗漱。六点半去教室开窗通风，把拼音卡片贴在墙上。七点孩子们陆续到校，他带他们做声调操。第一声手平着划，第二声往上扬，第三声先下后上，第四声往下砍。孩子们站在课桌前，伸着手臂，跟着他比划。有人手举得太高，有人划歪了，有人做着做着笑起来。教室里很吵，那种吵是活的。
他做声调操不是因为大纲要求，是他自己想出来的。第一天上课，他发现孩子们念“妈、麻、马、骂”的时候，四个声调念出来都一样。他用手比划，他们跟着比划，然后念，声调就准了一点。他把这个方法固定下来，每天早上练五分钟。练了三天，孩子们的声调还是歪，但比第一天好了。那个把“凉”念成“娘”的小女孩，现在能把“凉”的声调往上扬了。虽然“l”还是发不准，但声调对了。他在她的作业本上写了一个“有进步”。她拿到本子，看了很久，然后跑过来问他“老师，这个字念什么”。他说“有进步”。她说“有进步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你比昨天好了”。她笑了，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
第一周快结束的时候，他注意到一个男孩。男孩坐在最后一排，靠墙的位置。上课不举手，不抬头，不说话。林晓川点他读拼音，他站起来，低着头，嘴巴动了动，没有声音。林晓川等了几秒钟，说“没关系，你跟着我念，b—a—ba”。男孩的嘴巴又动了动，还是没有声音。林晓川说“你坐下吧”。男孩坐下了，把头低得更深。林晓川看了他一眼，继续上课。
下课之后，他翻了花名册。男孩叫陈小军，九岁，父母都在外打工，跟奶奶住。花名册上贴着他的照片，一寸照，脸绷着，嘴唇抿成一条线，不看镜头。林晓川盯着那张照片，想起自己小学时候的照片。也是这样绷着脸，也是这样不看镜头。他把花名册合上，放回抽屉。
中午，其他孩子在操场上跑，小军一个人坐在教室的角落里。林晓川走过去，蹲下来，和他平视。小军不看他，低着头，手里攥着一支铅笔。铅笔很短，只剩下一截手指长，笔头削得很尖。
林晓川说：“你叫陈小军？”
小军点了点头。
“你几岁？”
小军伸出九根手指。
“你喜不喜欢上学？”
小军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他低着头，用铅笔在桌子上画了一个圈。那个圈画得很慢，铅笔在木桌面上发出沙沙的声音，一圈，两圈，三圈。他画了三个圈，叠在一起，像三个越来越大的同心圆。林晓川蹲在那里，看着那些圆，没有走。小军画完第三个圆，停了。铅笔尖在圆心的位置停了一下，然后抬起来。小军把铅笔放下，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垂着头。林晓川能看到他的耳廓，薄薄的，太阳光照过来，耳廓是半透明的粉红色。他没说话。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在格拉斯哥学到的那些东西——问“你还好吗”，说“我也一样”——在这里好像都没用。小军不需要他说话。小军需要他待在那里。他待了。
坐了大概五分钟，小军的奶奶来了。一个瘦小的老人，头发花白，背有点驼，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围裙。她站在教室门口，喊“小军，回家了”。小军站起来，拿起书包，低着头走了出去。他没有看林晓川，也没有看奶奶。他走过操场，走得很慢，书包在屁股上一颠一颠的。奶奶跟在他后面，两个人一前一后，沿着山路往下走。林晓川站在教室门口，看着他们的背影。小军的书包带子太长，他走几步就要耸一下肩膀，把书包往上颠。奶奶没有帮他调带子，也许她不知道该怎么调，也许她觉得能背就行。小军的头一直没有抬起来。
周末到了。周五下午，最后一节课的铃声响了，孩子们收拾书包往外跑。陈校长站在操场上，喊“注意安全”。孩子们沿着山路往下走，三三两两，打打闹闹。林晓川站在教室门口，看着他们的背影。小军走在最后面，一个人。他走得很慢，走几步停下来，回头看一眼。林晓川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也许是看学校，也许是看他。小军回过头，继续走，消失在拐弯处。
校舍空了。陈校长走之前来敲他的门，说“周末一个人注意安全，有什么事打电话”。林晓川说“好”。陈校长走了，摩托车的声音沿着山路往下，越来越远，最后消失了。林晓川站在操场上，风吹过来，卷起地上的黄土，打在脸上，有点疼。他转身走回宿舍，关上门。门栓生锈了，他用力拉了好几下才扣上。扣上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校舍里回响了一下，然后一切归于沉寂。
周六早上，他醒来，天已经亮了。他躺在床上，听着鸟叫。鸟叫声很多，各种声音混在一起，听不出是什么鸟。窗外的阳光从报纸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墙上画了一道一道的金线。他盯着那些金线看了一会儿，然后起床。他用煤炉烧了一壶水，泡了一杯茶。茶叶是陈校长给的，装在玻璃罐子里，没有标签，泡出来的水颜色很深，味道很苦。他端着茶杯坐在窗前，窗外是山，灰色的，安静的。他看着那些山，想着小军的脸。那张绷着的、不看镜头的脸。他见过这张脸，在镜子里，在照片里，在记忆里。
他想起自己八岁那年。小学二年级，班里有个转学生叫陈诺。陈诺是第一个主动和他说话的人。陈诺说“你吃糖吗”，从口袋里掏出一颗大白兔奶糖。他接过糖，没有吃，攥在手心里。他不知道“被在意”是什么感觉。他只知道自己想把那颗糖留起来。他攥了一整天，攥到手心出汗，糖纸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放学的时候，他把糖放进铅笔盒里，夹在铅笔和橡皮之间。那颗糖在他的铅笔盒里待了很久，久到糖纸褪了色，久到他每次打开铅笔盒都能闻到奶糖的味道。他一直没有吃。他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也许是在等一个不会来的时刻。就像小军攥着那根铅笔，他也不知道在等什么。林晓川把那颗糖的糖纸留到了现在，二十三年，从南方小镇到北京，从北京到格拉斯哥，从格拉斯哥到这座山。糖纸叠得很小，放在口袋里，和另一颗糖纸叠在一起。另一颗是小军的。他在小军给他的那颗糖的糖纸上写了一行字——“2025年，青溪小学。”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写日期和校名，也许是想记住。也许是想让那颗糖记住。他喝了一口茶，苦的。茶杯是搪瓷的，边沿磕掉了一块瓷，露出黑色的铁。他把杯子放在桌上，拿起笔记本，翻开新的一页。
他写了一行字：“小军。九岁。不说话。不看人。父母在广东打工，跟奶奶住。书包带子太长，走路的时候肩膀一耸一耸的。”他停了笔，看着这行字。然后他又写了一行：“和我一样。”他盯着这行字看了几秒钟，没有划掉。他合上笔记本，放在枕头下面。
周日，他备课。他把拼音卡片重新画了一套，用硬纸板剪成小方块，正面写拼音，背面画图。b的背后画一个菠萝，p的背后画一个泼水的人。他画得不好，菠萝像一颗长刺的土豆，泼水的人像一只张牙舞爪的章鱼。但他不在乎。孩子们不在乎画得好不好，他们在乎的是“有图”。他花了整个下午，画了二十多张卡片。画完之后，手指被彩笔染成了蓝色、红色、绿色。他洗了好几遍，颜色洗不掉。他看着那些颜色，想起在格拉斯哥的时候，Aisha给他带过一盒切好的芒果，芒果切得很整齐，每块都一样大。他问Aisha怎么切的，Aisha说“用手切的”。他当时觉得这是一个很笨的回答。现在他知道了，有些事情不需要技巧，只需要做。切芒果不需要技巧，画卡片不需要技巧，教小军说话不需要技巧。只需要做。一遍一遍地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