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是第五天上午到的。

她寄出去四封。村委会一封，挂号；她爸的堂兄林长山一封，挂号；县医院一封，挂号；还有一封她写的是老屋的地址，收信人一栏空着，贴的平信邮票。

第五天上午，邮局的人送来两样东西。

一样是她那封平信，退回来了。信封上盖了一个章，写着“原址查无此人”，旁边有一行手写的小字：该户现有人居住，非本人收，退回。

这行字她看了两遍。

那行字写在信封正面下沿，字很小，笔是签字笔，墨是蓝的。写的人写字的手很稳，横是横，竖是竖，只有收尾那个“回”字的末笔往外带了一点，是收笔的时候手快了一下。整行字一共十一个字，没有涂改。

退回来的信她拆开看过。信纸是她自己那张，折痕还是她折的那三道，一点没变。也就是说这封信到了村里，在收件那一头被打开过，看过收件人一栏，又原样折回去，封好，退了回来。那头有这个规矩，也有这个耐心。

她把这封单独收在一边。另外三封是问出去的，这一封是回来的。回来的东西比问出去的东西更说明问题。

另一样是个牛皮纸信封，边角在邮路上蹭软了。上面的字是圆珠笔写的，一格一个字，写到格子外面去了。落款那一栏写着：林村村民委员会。

她把信封拿上楼，坐在窗边拆。

拆以前她先看了一遍信封。牛皮纸是邮局卖的那种，三号，封口是糊的，糊得很厚，边上溢出来一小道，干了以后发亮。抬头那一行的笔头是圆珠的，笔画粗细不匀，写到第五格的时候笔漏了一下，那一个字边上带出一道油。这道油压着两个格子，说明写的人在那一处停过手。

落款那一栏写的是林村村民委员会。委员会的公家信封一般用印刷的，这一只是手写的。她把这个差别记下来：这只信封是村里自己买的。

里面是三张纸。

她把三张纸按折痕的方向摆开，摊在窗台上。今天的光够，她没开台灯。医生说强光比弱光伤眼睛，看纸要在自然光底下看，一次不能超过二十分钟。

第一张是村委会的信纸，红头，下角盖着圆章。章盖歪了，压住了两行字。

第二张也是信纸，字比第一张更密。

第三张比前两张白，也比它们薄。

信封里那三张纸的厚度不一样。最厚的是一张村委会的信纸，摸着发糙；第二张薄一点；第三张最薄，纸的边缘比前两张齐，捏在手里会滑。她把三张纸按厚薄排了一下，排出来的顺序跟读的顺序正好相反。

信里写的是：

她家老屋没塌，瓦前年换过一回。现在屋里住着一个人，是个外省来的老太太，姓什么她不说，登记的时候自己写了个刘。住进来是三年多以前的事。房租没人收过，也没人问她要。每年开春入秋各有人送一回米和油，开车来的，不进村，东西放在门口就走。

她爸出事以前一个月，去过县里医院一趟，是村上的会计小周陪着去的，因为要盖村里的章。盖的是哪张纸，小周说没细看，只说那件事是从北京寄过来的一个信封里的事。小周前年出去打工了，要细问可以给电话。

她妈走以前，把家里那个樟木箱子搬到村委会来，说等女儿回来取。箱子在。钥匙当时给了谁，记录上没有；这把是在抽屉底下翻出来的，不知道对不对，一并寄过来。

信的末尾还有一段：

你妈走以前跟我老伴说过一句话，让我一定要带到，一个字也别改。

她那句话是：别回来。

村里就这样。你自己保重。

她读到那三个字的时候停住了。

这三张纸里，这一张的字最丑。写的人下笔重，有好几个字把纸压出了坑，翻过去能看见背面的凸。写到最末尾那三个字，笔画比前面小了一号，挤在一行的尾巴上。

像是写的人想把它写小一点。

这张纸的反面她翻过来看过。正面压出的坑在反面成了凸，凸的地方一共有七处，都在同一行。说明写这一行的时候，写字的人手上比写前面重。写到末尾那三个字，他忽然轻了。这个人不是不敢写，是不舍得写。

她把这张纸放在腿上，往窗外看了一眼。院子里那棵树今天掉得厉害，风一停叶子还在掉。

信封里还有一样小东西，用一张旧报纸包着。她拆开。

一把钥匙。铁的，柄上起了一层薄锈，齿上被磨得发亮。她捏在手里掂了一下，又举到窗户那儿看。齿有五个凹口，最深的那个边上有一道斜划痕。

她把钥匙的柄在袖子上擦了一下。锈擦掉一层，底下露出一小块原来的铁色，是暗的，不亮。她擦的时候只擦了一半就停了。剩下那半层锈留着。这把钥匙在她妈手里握过无数回，握久了的地方是亮的，磨不到的地方才锈。她擦掉的这一小块，正好是她妈握不到的地方。她家以前的柜子锁就是这个样式，村口五金店卖的，一块二一把。她妈买过两把，一把开堂屋的门，一把锁粮仓。粮仓那把后来丢了，她妈拿根红绳把备用那把系在门框上，系了三年，绳子被太阳晒得发白。

这一把上没有红绳。

她把钥匙翻过来看背面。背面靠柄的地方有一小块磨亮的地方，形状是不规则的，像是长期被一根绳子勒着。这个位置跟红绳系的位置一模一样。红绳不在了，勒过的痕迹还在。

她捏住那块磨亮的地方试了一下。指头搭上去正好，不多也不少。她妈的指头比她的粗，握上去会盖住。她把手撤开，把钥匙放在桌面上。放的时候她让那五个齿朝上，凹口朝着她这边。

这钥匙她妈系过三年。三年以后红绳不在了，钥匙还在。中间那三年里发生过什么，这把钥匙知道，别人不知道。

下午两点她打了个电话。号码是从信纸红头上抄下来的。

响了六声才有人接。接的人嗓子发哑，像刚从床上起来。

“找谁。”

“林长庚的女儿，林宝宝。”

那头静了半秒。

“宝宝。”那个人说，“我是你大伯。”

“大伯，我给你寄了信。”

“收到了。”他说，“我不认几个字，让你堂姑念的。念完我想给你回，坐了一晚上，不知道写什么。”

“不用写。”

“你妈那箱子，是我搬过去的。”他说，“搬那天下小雨，箱子底下垫了两块砖。她说放这儿，说你早晚回来。我说那钥匙呢，她说钥匙有人管。”

“谁管。”

“她没说。”大伯说，“我问了两回，两回都是这句。她这个人，话说定了就不改。”

她拿着电话，听着那头有鸡叫。

“大伯，我爸三年前去医院那回，你知道多少。”

“知道一点。”他说，“那天他回来，先洗手，洗了很久。我问他去干什么，他说给国家做点事。”

“就这几个字。”

“就这几个字。”大伯说，“说完他就去院子里劈柴了。他劈柴的时候不跟人说话，我就没再问。”

他给了她一个电话，是当年陪她爸去县里的那个会计，姓周，现在在南方打工。

她拨过去。那头风声很大，人像是在高处。

拨号以前她把要问的话在心里排了一遍。她排了三句：一句问那天几号，一句问去了哪儿，一句问盖的什么章。三句都短，问出口不用对方想。她在林村长大，知道跟人打电话怎么问才问得出来：问得越短，答得越多。

“姐，你说的是三年前四月那趟吧。”小周说。

“你说。”

“那天上午九点多到的，我陪叔去的。在行政楼二楼，不是门诊那边。”小周说，“叔进去填表，我在外面盖章。盖的是村里的章，证明他户口在本村，人没迁走。”

“他填的是什么表。”

“亲属关系证明。”小周说，“就是证明他跟一个人的关系。表上要写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叔，另一个我没看清，字写在里侧那一栏。”

“那份证明呢。”

“办完拿走了。”小周说，“叔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拿走的，信封是他自己带来的，上面有字，是从外面寄过来的。”

“信封上是谁的字。”

“记不得了。”小周说，“就记得那个信封比一般的厚，纸是硬的。”

第三张纸跟前面两张不一样。

前面两张是村里的信纸，纸面糙，边裁得不齐。第三张比它们白，边裁得笔直。

正面的格式是打印的，空着的地方用钢笔填过。

她摸了一下背面，摸到几处压痕。那几处压痕比字粗，是盖章的时候下面垫了别的纸，把字压过来了。

她把纸翻过来，举到窗户那儿。

举起来以前她先用手掌在纸上压了一遍。这样压过以后，纸平了，透光的时候字不会被皱褶挡住。压的顺序是从中间往四边，跟她上个月压信纸的次序一样。这套动作她做得越来越顺手，手底下也没有抖。

背面有反字。她一个字一个字往下认。

认得出的有三个：证明、办理、黎。

下午她把三张纸摊在书桌上，叫了柳叔。

柳叔进来以前，她先看了一眼他的鞋。

进门要在玄关那儿过一道垫子。他进来的时候在垫子上蹭了两下，左脚一下，右脚两下。右脚多出来的那一下不重，是脚跟先着地再往前蹭的。这个动作只有一种人身上会留：年轻的时候在泥地上走惯的人，进屋以前得把鞋底上那层附着的土蹭掉，蹭一遍不放心，再蹭第二遍。这栋房子里别的人进门都不蹭。

他站到她面前，两只手垂着，指头微微弯，随时准备接东西的姿势。

“村里寄来的。”她说，“第三张，你看。”

柳叔拿起来，看了半分钟。

“这不是村里的纸。”

“你怎么看出来的。”

“规格式样。”他说，“这是外头店里或者机关里打印用的纸。村里写信不会用这个，村里有信纸，红头的。”

“还有。”

“这一张不是原件。”柳叔把纸转了个方向，“原件上有章。这一份上也有印子，但颜色比章浅，边上没有洇开。是复印出来的。”

“章上是什么字。”

柳叔又看了一会儿。

“看不清。”他说，“三个字。中间那个像‘村’。”

“不是村里的章。”

“不是。”他说，“村里的章是圆的。这个印子的边是直的。”

他把纸递回来的时候，手是托着的，托在纸的中间，不是捏着角。递完他往后退了半步，退到桌边以外。

“你在南边待过。”她说。

“待过。”

“待了几年。”

柳叔看了她一眼。

“八年。”

“八年里你报过多少回人数。”

柳叔的手在裤缝上按了一下。

刚才进门的时候他报过一句：“小小姐，人来了。”报完他顿了一下，又补了半句：“两个人。”那半句补得不顺，像是想起来才补的。

“你要是不说那半句，”她说，“我就当你只是带路。”

“我该说。”

“你报了两个人。”她说，“两个人里头，一个是他们派来的那个，一个是你自己。你自己那一栏，你没报。”

柳叔没有说话。

“这个家里三十年，”她说，“你替别人报名字，报过老先生、老太太、少爷、太太、嘉玉。你替自己报过没有。”

柳叔的两只手从裤缝上离开了，垂着。垂了一会儿，他抬手把袖口整了一下。那只袖口本来是齐的，他整完还是齐的。

“我是做工的。”他说，“做工的不报自己。”

“做工的也吃饭。”她说，“你上回跟医生说过一句，说你早饭不吃。你说这话的时候是站在门口说的，背对着门框。你不吃早饭这件事，在这个家里有谁知道。”

“……没有人。”

“那我先说一件。”她说，“这个礼拜起，你的早饭在厨房锅里留一份。你要是出门，就带着。这是我要用的，我自己那份活。”

柳叔站着没动。

“八年那个县，你哪天想说，哪天再说。”她说，“今天不看这个。”

柳叔应了一声，转身出去。他走到门口，在垫子上又蹭了一下鞋。这一下是不必要的，他刚才进来的时候蹭过了。

她把纸拿回来，用两只手压平，压到抽屉边上。

纸的最下面一栏写着三个字：申请人。

那一栏里的字是钢笔写的。

林长庚。

她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

看的时候她把纸往窗那边移了两次。第一次靠窗三分，第二次又退回来一分。位置找准了以后，那三个字的每一笔她都看清了。写字的人用的是直头钢笔，笔画末端是顿住的，没有回锋。她爸写字不回锋。她爸写完一笔会往回带一小下，那是小学生写字的本能，一辈子改不掉。这一笔没有。

她认得她爸写字。她爸一辈子只会写一个名字。他写“庚”的时候，那一竖会往下拖长，拖出格子半个字的距离，像一根没有剪断的线。她小时候拿他的身份证翻来覆去看过好多遍，那上面的名字也是那么写的。她问过为什么，他说写顺手了，改不掉。

这张纸上的“庚”，那一竖收在里面，直的，停得干干净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