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看着窗外，路灯一盏一盏往后跑。

"赢的时候为什么不高兴？"

"说不清。就是觉得，"罗里斟酌着，"那不太像是我赢的。像是我身体里有个会下棋的人，我把手借给它了。"

公交车过了两站，母亲才开口。开口的时候声音很平，平得像排好的版：

"下棋的时候，别让它太舒服。"

"什么？"

"你借手给它可以。"母亲说，眼睛还看着窗外，"但是每一步落子之前，你自己要先想一遍为什么。想不通就不落。宁可输，也别让它替你想。听懂了吗？"

罗里似懂非懂："它是谁？"

"天分。"母亲说，"天分是好东西，也是欠债。用一分，就要拿一分的明白去还。光用不还的人，最后都成了天分的工具。"

这话太大了，十一岁的框装不下。罗里把它原样收进心里那个"以后再懂"的架子上。那个架子上的东西越积越多，母亲的话，克拉克的话，老弗兰克的话，路易斯的话。她隐约觉得这些话之间有通道，像暗房里的显影，到了年头自己会连成图。

"哦，"她说，"那我慢点下。"

"嗯。"母亲伸手，把奖杯拿过去掂了掂，忽然笑了，笑得很真，"轻得很。下回赢个沉的。"

星期一回学校，罗里体验了一回小型名人待遇。

校长在晨会广播里念了她的名字。斯宾塞老师把奖状复印件贴进了走廊的荣誉橱窗，位置挑了最正中，边上他手写了一行小卡片："国际象棋社每周三活动，欢迎新同学。"据后来统计，那周报名象棋社的新生有十一个，是建社以来的历史峰值，老头乐得饼干管够。

贝卡·汤普森在午餐桌上做了独家专访，问题一共三个："紧张吗？""奖金多少？""对面那个六年级的，哭了没有？"听到第三个问题的答案，她满意地一拍桌子："好。代表全体四年级二班的旧部，我宣布此仇已报。"

"什么仇？"

"三年前春游，那家伙抢过我们班的秋千。"贝卡说，"我记性很好的。"

罗里笑着摇头。她心想，全大都会记性好的人真是各有各的用法：有人记秋千，有人记体检报告，有人记棋谱，还有一个人，记一屋子不能说的事。

奖杯摆在了家里书架最显眼的一层。第二天，罗里发现它旁边多了个东西。

那副黑檀木的棋。

母亲没说一个字。锁了十几年的抽屉开了一次，那个木头盒子从此就摆在奖杯旁边，不上锁，也没人提。罗里放学看见它的时候，在书架前站了很久。

她没去开那个盒子。她认得这种东西，这是一句没说出口的话，跟"等我"是一个语种。母亲把它摆出来，意思是：这一局，我不挡你了。至于盒子里那个人是谁，那是另一句话，还没到说的年头。

行。罗里想。都等着。她现在是全大都会最擅长等的人之一。

赛后第三天，她带着奖杯去了老弗兰克的铺子。不为炫耀，为践约：赛前老头说过，"赢了把那玩意儿带来给我瞧瞧，我给它拍张标准照"。

老弗兰克把奖杯摆在橱窗前的小台子上，支起那台一百六十年历史的老座机，黑布罩头，折腾了二十分钟，郑重程度堪比给国王画像。拍完他把玻璃底版举起来对着光看："成了。等洗出来，你带回去给你妈。"

"给我妈？"

"小孩的奖杯照，从来都是拍给妈的。"老头把底版小心收好，"你以为你妈那天站在书架子跟前看什么呢。她看的不是杯。她看的是：我闺女靠自己的脑子，在这个城里赢了一回，明路上的，敲锣打鼓的，谁也说不出半个不字的。这种赢法，最养人。"

罗里似懂非懂。很多年后她才咂摸出这段话的全部分量：对一个半辈子活在暗处的女人来说，女儿在阳光底下赢来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她自己此生不敢领的奖。

十一月中，她把冠军的事写进了给"收信人不详"的信里。

这是她五年级开始的新习惯，一个月一封，写完不寄，塞进铁盒旁边的鞋盒里。没有地址的信不算信，算存档。达米安说得对，没有能收信的地址，但达米安管不着她写。

"……奖杯很轻，我妈嫌它轻。斯宾塞老师哭了，他自己说是花粉过敏，十月底的花粉，鬼才信。

对了，跟你汇报一件正事：你走以后，你们家楼里佩雷斯太太的猫，土豆，现在归我管百分之四十。喂食归她，遛弯归我。它胖了两磅，医生说再胖就要限食。它不知道，你也别告诉它。

学校一切照旧。贝卡现在跟我一桌吃饭，她其实没那么烦，她就是耳朵比嘴慢。格林太太还提你，上礼拜点名点到你后面那个字母的时候停了半秒。半秒，我数的。

你那边我就不问了，反正这信你也收不着。

利息照算。R."

写完，折好，塞进鞋盒。鞋盒里已经躺了六封。

她关灯睡觉，睡得很沉。明天有明天的事：早自习，值日，放学去老弗兰克那儿学修快门，周六帮佩雷斯太太搬冬储的土豆，真的土豆，吃的那种。

日子这个东西，她十一岁就摸到了它的脾气：它不管你等不等谁，它只管往前走。那就只好一边走，一边等。好在两条腿，一条干一样，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