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澧烧得不省人事，臊得不敢见人，只知道哭、睡，饮食也吃得稀薄，成天卧床不起，医馆也几日未开。虽说有席先生极力挽留，倪阿粟还是坚持出去卖报纸了。

他在沪江大学外面看见了那天教他去看鲁迅的穿洋装的先生。那先生旁若无人地蹲在台阶上，有些不拘小节，但衣服穿得整洁，姿态倒也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自在的典雅。他手里拿着几册厚厚的、绿绿的英文书，似是在等人。一看见阿粟抱着报纸，他认出了这个有过一面之缘的小报童，就挥手叫他过去。

“这几天我都没见着您。”那先生抱着书向阿粟说，语气很热情开朗，仿佛阿粟是自己的什么至交好友。

“您跟我讲的那篇载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我之后仔细看了。”阿粟跟他讲。“让我多了许多启发。”

“《狂人日记》——是么，您真好学！要是不介意，不妨跟我讲讲感想？”

听了这话，阿粟就鼓起勇气，把自己的感想全都跟他讲了。

先生对阿粟的见解很是惊喜。见阿粟神情沮丧，他就教那孩子在这等着，过了一会，就买了两个热炊饼、四分之一个解渴的西瓜回来。

“吃吧，我请你。”他客气又和蔼地拍拍身边的台阶，跟阿粟讲可以坐在那。“不够你就跟我讲，我再去给你买，不必客气。我在这等你吃完，没人会来打扰。”

这位先生姓孟，单名一个明察秋毫的“察”，字翱思，陕北人，是个在英吉利留学回来的化学工程博士。阿粟不认识他，见他很是年轻，还以为他是个沪江大学的化学系学生，全然不知孟察是个教书先生——要是阿粟当时就知道他是化学工程教授，肯定就不去班门弄斧，跟他说什么读后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