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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完年，朝中的论争再度掀起。今日有地方臣子上书，明日就有举子联名陈言。

一方恳请仁宗严惩后宫贪墨的内官，另一方则强调后宫事务乃皇帝家事，如何处置当由皇帝定夺。如此你来我往，整个春天，朝野议论纷纷，皆围绕此事。

最终，仁宗与朝廷达成共识，将一众贪墨内官逐出后宫，派往为真宗看守皇陵，抄没的家财则充入皇家私库内藏库。仁宗也趁机整治了一批与内庭勾结的三司官员，清查三司账目并进行改制。此事，被外放的范仲淹竟然也谋划并参与其中。

早在庆历新政时期，范仲淹便曾在新政的经济改革中，试图对三司现有职能进行改革。他本想重新规定按官员等级给予一定数量的职田，分配给缺乏职田的官员，以“责其廉节”也就是高薪养廉的方式防止贪赃枉法。这一举措本有助于规范官员收入，减少因贪污受贿导致的财政流失，却因阻力重重而被迫中止，最终以失败告终。

仁宗时期，官员的俸禄和福利制度在中国古代王朝中较为优厚，体现了宋代“重文抑武”和“厚禄养廉”的政策导向。

官员的俸禄构成包含多种名目，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正俸也就是按月发放的现金，按官职品级划分。以及禄粟，按年发放的粮食，高级官员年禄粟可达数百石，低级官员数十石。

除此之外官员按品级分配职田，由佃农耕种，官员收取地租，成为重要收入来源。这也是她家在还未开食店之前最主要的收入，与佃农是五五平分。

津贴与补贴也就是衣赐，每年发放丝绸、布匹等衣料以及茶酒钱。部分官员还有“公使钱”，也就是现在的办公经费，不过实际常用于个人开支。这部分，她爹作为中低阶级武官，少得可怜，只有每年仅仅有两匹丝绸。越是高级的文官，津贴与补贴就越多。

除此之外还有特殊福利与特权，也就是荫补制度，这都是文阶高级官员专属。如可推荐子孙、亲属直接入仕（宰相可荫补五至六人），形成“恩荫”特权，保障家族政治地位。

还有赏赐与节庆福利，皇帝在节庆或特殊场合（如祭祀）会赏赐金银、绢帛、酒食等。

北宋官员的退休待遇也很是丰厚，官员致仕后可领取半俸，部分高官保留职田或加封虚衔（如太子少师等），还可以领取更多的正俸。

在住房与仆役方面亦有制度保障。中央高官常获赐宅邸，地方的县州级别官员由官府提供官舍。朝廷也按品级配给仆役（如宰相可配七十余名仆从），相关费用均由朝廷承担。

照理说，她爹作为正七品武官，依制可配备三名仆从，然而并无仆从愿意前往她家。每次询问，主管之人都称暂无空缺。这些仆从向来趋炎附势，宰相府的仆役虽无官品，却因主官显赫而备受尊崇。因此，他们宁愿投奔九品文官之家，盼着自家老爷日后能晋升，也不愿在武官家中服役，只因武官仕途受限，前途一眼可见。

这套丰厚的福利和俸禄制度在北宋初期因财政压力较小，尚可维持运转。但至中期，因对西夏的长期战争、吕氏等世家大族对荫补制度的大肆滥用，加之仁宗时期官员调动频繁（如范仲淹一年内就被调任两地），导致数额计算极其复杂。

由于缺乏科学的会计制度，许多官员的实际薪俸数额竟成一笔糊涂账。如此乱象致使账目混乱、财政冗费加剧，最终形成“积贫”局面。

高俸禄固然减少了官员直接贪腐的动机，促进了士大夫阶层的稳定。然而，高级官员收入过高，且中枢高层安插大量无能子弟啃食国家财富，致使诸如县令等实际办事的低级官员，其收入仍不足以应对日常开支，进而滋生隐性腐败。

范仲淹认为朝廷论争正酣，恰是推行改革的良机，便秘密上书仁宗，称后宫贪腐若无私通的三司官员协助隐瞒，何以能长期欺上瞒下？如今正可趁机制责三司官员提交账目，彻查其中关联。仁宗深以为然，按着范仲淹的意思趁机发难，他借清查三司上下账目，揪出大量空饷亏空与账册缺失，罢免了一批涉案官员。

可惜了，部分官员本欲以“宫内官贪腐、天子内库管理不善”为由，名正言顺地将势力渗入后宫，主张由外朝监管内库，想管到天子头上。却不料被反噬一口，官员们皆惴惴不安，唯恐自家月俸津贴计算有误，需向国库退还多领之资，朝中已无人敢提皇家内库该归他们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