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身高尚未及成人腰间的小内侍，正是后世以军事才能载入《宋史》的李宪。

日后他会在王安石支持下参与熙和开边，立下赫赫战功。不仅实现了让西夏腹背受敌的战略目标，更使因西夏掠夺战争而阻断的丝绸之路重新畅通无阻。

此人战力超群，在西线对西夏作战中屡破强敌，获得了赫赫战功。攻克兰州并将其纳入北宋行政版图，又在兰州保卫战中固守城池，毙敌上千。后以所谓卑贱的宦官之身封爵赵国公，直接统领军队且拥有对地方的管辖权，在西北边疆拥有独立军事指挥权，可随意调动州郡资源。这一“内官外权”的模式，使其脱离了宦官传统的侍奉皇帝、管理后宫的内廷职责，在北宋历史上极为少见，甚至在整个华夏史上都堪称独特。

与汉朝臭名昭著的“十常侍”、明朝大名鼎鼎的“九千岁”不同，李宪是史书中少有的受赞誉的宦官。不过，在北宋初期这类现象并非个例，因重文抑武的体制特性，赵官家们害怕再来一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常以宦官、文臣监军或统兵，以此制衡武将。

而李宪因支持王安石变法，且参与熙河开边，故而获得改革派的政治支持，是少有的和文臣处的不错的宦官，他的成功也被视为王安石变法强兵政策的成果之一。

当然，他的崛起自然引发了另一部分文臣的不满。以司马光、范纯仁为代表的保守派认为，宦官掌兵违背祖宗家法，可能导致权力失衡。

并且以宦官身份统领军队，难免与其他武将产生战略分歧。例如在熙河开边时，与种氏家族的种谔、高遵裕（高滔滔需称后者为堂叔）在军功分配、指挥权等方面均有冲突，互有摩擦。

正因如此，当神宗去世、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后，启用保守派主持朝政，推行“元祐更化”，废除新法并清算改革派势力。李宪作为神宗朝的军事宠臣与变法派支持者，被罢免所有职务，最终流放至今湖南郴州，三年后抑郁病逝。

由此可见，北宋新旧党争的影响之广、延续时间之长，危害之大不可小看。

元代修撰的《宋史》评价道：“宪以中人为将，虽能拓地降敌，然罔上害民，终贻患中国云。”意为李宪作为宦官统兵虽有开拓之功，却欺骗君主、伤害百姓。

元朝脱脱修史时，《神宗实录》新旧版本并存。史官参考两派关于李宪的记载，认为其虽有军事成就，但宦官统兵违背祖宗之法，终致恶果。

《神宗实录》新录编撰于南宋高宗赵构时期，由范纯仁之孙范冲主修，书中直指李宪“劳民伤财以取不毛之地”，批判其军事行动消耗国力却未获实际利益，意思是要那兰州那些破地方干嘛，真是消耗国力，导致我们后来打不过金国。

这本质上是赵构为撇清徽宗朝政策失误，追根溯源对神宗朝的批判。换言之，南宋君臣将靖康之变后仓皇南渡的丢人困境，归咎于神宗朝开边误国、耗尽国力。

值得玩味的是，范仲淹身为改革派，其子范纯仁却是保守派领袖。这种“父改革、子保守”的差异，又似乎折射出范仲淹家庭教育的开明。他并未禁锢儿子思想，允许其独立选择政治立场，堪称古代“父父子子”传统下子异于父的罕见案例。这也正是吴悦读《宋史》时的困惑：在强调宗法传承的时代，为何会出现一花开两枝，子不随父的现象？

《宋史》的评价肯定是有偏颇的，而另一位历史人物，李清照的外祖父、宰相王珪，也曾对李宪作出评价。他称：“朝廷以边事属押班（李舜举）及李留后（李宪），无西顾之忧矣。”意思是西部抵御西夏全赖这二人，西线可安。

李舜举就是李宪的前辈，同为宦官，此时正在西部防线效力，且已手握军政大权。

这也是吴悦转怒为喜的缘由，远在西部、已身居要职的“满级SSR”李舜举难以企及，可眼前却掉落下一张“白板潜力股SSR” 李宪！若悉心培养，日后肯定能成为她的臂助。毕竟军事才能并非全由后天习得，史书中明确记载李宪是天生的将种。吴悦她正愁家中兄长并无此等天赋，仁宗却送来如此关键的礼物，这可比那什么宅院、店铺都更具价值。

她顿时挣扎着想坐起来，想与这个日后将成为自己班底核心、或许是未来心腹第一军事将领的小矮子拉拉家常，却被林司宾手忙脚乱地按回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