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终究还是没忍住。许暮晨的车票是下午的，我跟主任请了两个小时假，快步奔往车站。我远远地站在车站对面的街角，看着他背着包，拖着行李箱走进车站。他似乎在人群中寻找着什么，最终略显失落地低下头，随着人流消失在入口处。

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他发来的短信，“我走了。照顾好自己，等我回来。”

开始的几个月，我们确实如热恋中的情侣般难舍难分。尽管日益繁忙的课业让我累得喘不过气，但每天临睡前的电话成了我们雷打不动的仪式。有时他打来时我还在办公室批改作业，背景里是堆积如山的作业本和昏黄的台灯光，而他那边传来的是北大校园里年轻的笑语声和自行车铃响。我们互相倾诉着一天中最细微的琐事：他向我描述未名湖的波光如何在夕阳下碎成千万片金鳞，我向他抱怨我们班的学生又在课堂上闹出什么笑话。每周我都能收到他手写的信，信封上沾着北京干燥的秋风气息。

“今天在课堂上讲到《罗密欧与朱丽叶》，学生们起哄问我的爱情故事，”有一次打电话时我说，“我只好说老师的故事很无聊。”

他在那头轻笑，话筒里传来翻书的“沙沙”声，“下次告诉他们，你的罗密欧正在北大的图书馆里，一边查资料一边想你。”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我们之间的连线开始渐渐松动。最初的变化很微妙——他回复短信的时间从几分钟延长到几小时，通话时长从一小时缩短到十五分钟。他开始错过我们约定的通话时间，理由从最初的“刚才在开会”慢慢变成“忘了看时间”。我注视着手机屏幕从亮到暗，电话那头的忙音像一颗沉入深海的石子，连回响都渐渐消失。

他从每天一次电话变成三天一次，然后是一周一次。每个减少联系的理由都无懈可击：社团活动、学术讲座、小组讨论、图书馆赶作业......我甚至能通过他的行程在脑海中勾勒出他的生活图景：穿梭在学院和图书馆之间的身影，在学术讨论中神采飞扬的表情，与来自天南地北的优秀同窗畅谈至深夜的场景。

“对不起，恙恙，今晚可能没法通电话了，我们有个项目要通宵。”这样的消息越来越多，出现在深夜十一点半，附一张堆满参考书的桌子的照片。

“没关系，工作重要。”我总是这样回复，把已经打好的“今天我班上的学生......”一字字删除。手机屏幕的光在黑暗中照亮我的脸，窗外只有零星的灯火与我作伴。

我不断告诉自己这是正常的，大学生活本就该丰富多彩，他需要空间去体验这一切。但每当深夜独自一人时，那些被压抑的不安就会悄然浮现。我开始留意到他言语中的细微变化：他越来越少问及我白天的生活，越来越多地谈论我完全陌生的人和事。有时我会在通话背景中听到女孩子的笑声，清脆如风铃，而他总是匆匆解释“是社团的学妹”。

这时候，《还珠格格》火遍大街小巷，连一向睡得早的母亲都和我一样熬夜看电视。两集播完已经十一点了，我看了看时间，突然特别想许暮晨，电话打过去，过了差不多半分钟被接起，我开心分享，“暮晨，你看新播出的那个......”

话还未说完，就被他略显冷漠的声音打断，“恙恙，你知道的，我忙得很，不像你有那么多时间。”

“哦。”我满腔热情被打断，几个月来第一次主动挂了他的电话，没有想他被挂断电话的反应。我躺在床上，望着发旧的屋顶，心上疲累无比。

这就是“异地恋”嘛，即便是曾经热烈莽撞的许暮晨，也会被距离改变，可我现在没有半点法子，那横亘在我们之间的不仅是距离，更是生活。他有更精彩的大学生活，会接触更大的圈子、更好的人，而我也要为我自己的事业，为母亲，在桃李，这个小小的县城拼搏。

第一次明显的争执发生在他入学三个月后。原本说好他生日那天会回来，我提前一个月就订好了机票，偷偷计划好了所有行程，连餐厅都预订了他最喜欢的那家临窗位。但他却临时通知我说有个重要的学术会议不能错过。

那天晚上电话接通时，他那边人声鼎沸，背景音里是清脆的碰杯声和年轻人的笑语。“会议正好在那几天，导师特别指定我参加。”他的声音带着一丝急促，我听到那头有人用普通话叫他的名字，一个清脆的女声说“暮晨快来拍照”。

我握紧话筒，指节发白，“可是你说好要回来的，我什么都准备好了。”

他停顿了一下，背景噪音突然变小，似乎走到了安静的地方，“沈无恙，你知道这个机会多难得吗，整个大一只有两个名额。”这是这么久以来他第一次叫我的全名。

“所以我是可选项，而且是随时可以被放弃的那个，是吗？”我的话脱口而出，连自己都惊讶于其中的尖刻。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我几乎能想象他皱眉的样子，“你别这样，”他终于说，声音里带着疲惫，“我以为你会理解我。”

窗外开始下雨，雨滴敲打玻璃窗，像无数细小的手指在叩击。我望着桌上包装精美的礼物，突然觉得那抹蓝色包装纸刺眼得可怕。

“我理解，”我最终屈服，声音干涩得不像自己，“你去吧。”

我们分开后许暮晨的第一个生日，就这样不了了之。

“寒假我一定回去，我保证。而且就晚一个月而已，好吗？” 许暮晨的声音听起来温柔了许多。

“嗯，你忙吧。”我没等他说完就挂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