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庭不过两周，文惠的律师突然请求会面。

那天天气闷得出奇，会议室的空气里有股压抑的消毒水味。

律师面色沉重，几乎一开口就让人明白——事情已经无可回转。

“癌细胞扩散得很快，”他说，“医生评估，文惠的身体状况可能撑不过半年。她……或许连出庭作证都来不及。”

萧迪的手微微一紧，指节泛白。

我看着那份诊断书，黑白字迹清晰，却像一封迟来的判决。

律师顿了顿，又补了一句：“她拒绝进食，也不愿配合治疗。情绪很不稳定。”

我静静听着，心里泛起一种复杂的冷意——不是怜悯，也不是怨恨，而是一种深到骨子里的疲惫。

人到命悬一线时，连“对错”都变得模糊。

萧迪的语气极平稳。他望着我，我稍许点头。

“我们提出保外就医，”他说，“只要她愿意接受治疗，我会安排最好的医疗团队。”

律师怔了一下，似乎没想到他会立刻同意。

“萧先生，这会影响庭审——”

“生命比庭审重要。”萧迪打断他，语气不重，却带着不可动摇的坚决。

我抬眼看向他——那是我最熟悉的神情，克制而沉静。

他不是为了“原谅”去做这些，而是因为他相信：怨与恨，终究不该成为一个家族延续的基石。

我轻声说：“让她尽快得到治疗吧。”

空气像被时间凝固。窗外的光线从百叶窗缝隙间落进来，斜斜地照在桌上的那份文件上。

纸页微微颤动，像某种迟来的告解。

人生不过如此。

那个试图操纵命运、让人无处喘息的女人，如今连自己的身体都控管不了。

命运从来不吵不闹，却最擅长报复。

我转头看向萧迪，他眼神平静，唇线紧抿。

我们之间没有多余的言语——

只是彼此都明白，我们做的，不只是为了她。

更是为了在这场长久的纷争中，

给自己留下最后一点不被恨吞噬的余地。

——

文惠被送到疗养医院那天，天灰得像是失了色。

病房在东区一栋幽静的私立医院里，窗外是一排落羽松，叶子已经泛黄。空气里混着药味与消毒水气息，连呼吸都带着一股淡淡的苦涩。

她坐在床边，穿着病号服，肩膀瘦得几乎撑不住布料。

那个曾经掌控、甚至霸凌我命运的女人，如今目光空茫，指尖微微颤抖。

我和萧迪推门而入。

她抬眼的那一瞬间，神情有一丝怔忪，随后，是极轻极淡的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