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暑假的第一天，我攥着律所的实习证明，站在写字楼楼下深呼吸。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阳光，心里既紧张又期待——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走进律所，第一次接触真实的案件，而不是书本上那些标注着“案例分析”的文字。

带我的律师是张姐，一个说话干脆、做事利落的女律师。她递给我一叠厚厚的卷宗：“小陈，先熟悉这个合同纠纷案子，明天跟我去见当事人，你负责记录谈话内容，整理成书面材料。”我点点头，抱着卷宗回到座位，指尖划过“XX公司与XX企业买卖合同纠纷案”的标题，心里满是干劲。

晚上回到宿舍，我把卷宗里的合同、证据清单、往来邮件全都梳理了一遍，用不同颜色的笔标注出重点。马嘉祺发来视频通话，看见我桌子上堆得高高的卷宗，笑着说：“看来我们陈律师要开始忙了？”我把手机架在书架上，边翻卷宗边说：“明天要跟当事人见面，我得好好准备，可不能出差错。”他陪我聊了会儿天，又叮嘱我别熬夜，才挂了电话。

第二天早上，我提前半小时到了律所，把整理好的材料再检查了一遍。张姐拍了拍我的肩膀：“别紧张，就当是跟客户聊聊天。”可真正见到当事人时，我还是慌了——对方是个五十多岁的企业家，说话语速快，还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我拿着笔记本，奋笔疾书地记录，可越紧张越跟不上节奏，漏记了好几个关键信息。

回到律所后，张姐让我把谈话记录整理出来。我看着笔记本上歪歪扭扭的字迹，心里越来越慌，只能凭着记忆一点点拼凑。等把整理好的记录交给张姐时，她只翻了几页，眉头就皱了起来：“小陈，这里的交货时间记错了，还有对方提出的赔偿金额也不对。”她把记录放在桌子上，语气严肃：“当事人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影响案件的走向，这种错误不能犯。”

我站在原地，脸烧得通红，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喘不过气。张姐叹了口气：“你先回去吧，明天跟我一起去给当事人道歉，重新记录。”我点点头，拿起记录稿，快步走出办公室，躲进了楼梯间。

楼梯间里没有灯，只有从窗户透进来的一点微光。我靠着冰冷的墙壁，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笔记本上的字迹模糊不清，就像我此刻的心情——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却还是搞砸了。第一次跟进案件就犯了这么大的错，张姐会不会觉得我不适合做律师？当事人会不会因为这个不信任律所？无数个念头在脑子里盘旋，眼泪掉得更凶了。

就在这时，手机响了，是马嘉祺打来的。我吸了吸鼻子，努力让声音听起来正常：“喂？”他听出了我的不对劲，急忙问：“怎么了？声音这么哑？是不是在律所受委屈了？”我的眼泪又忍不住了，哽咽着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他温柔的声音：“别哭，我现在就打车过去。你在楼梯间待着，别乱跑，我马上到。”挂了电话，我抱着膝盖坐在台阶上，心里既难过又有些安心——至少还有他会赶来陪我。

大概半小时后，楼梯间的门被轻轻推开，马嘉祺走了进来。他穿着简单的白T恤和牛仔裤，额角带着点薄汗，手里还拿着一包纸巾。他在我身边坐下，把纸巾递给我：“哭了多久了？眼睛都肿了。”我接过纸巾，擦了擦眼泪，哽咽着说：“我是不是特别没用？第一次做事就搞砸了。”

他轻轻拍着我的背，像哄小孩一样：“谁刚开始都这样。我第一次实习的时候，把报表里的数据算错了，害得整个部门都要重新核对，比你这严重多了。”我抬起头，看着他：“真的吗？”他点点头，笑着说：“当然是真的。后来我师傅带我去跟领导道歉，还帮我改了报表，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犯过这种错。”

他的话像一颗定心丸，让我心里的慌乱少了些。他拿过我放在旁边的记录稿，借着窗户透进来的光翻了翻：“明天跟当事人道歉，别太紧张。我帮你打草稿，把该说的话都写下来，你照着念都没关系。”我靠在他的肩膀上，闻着他身上淡淡的洗衣液香味，眼泪慢慢止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