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职第一周的周三早晨，槐城的阳光透过启承律所22楼的落地窗，在会议室的长条桌上投下明亮的光斑。我抱着厚厚的商业诉讼案卷，提前十分钟抵达会议室时，马嘉祺已经坐在主位上，指尖夹着钢笔，正低头翻看案卷首页的案件摘要，深灰色西装的袖口挽至小臂，银质袖扣在阳光下泛着冷冽的光。

“马合伙人。”我轻声打招呼，将案卷放在他手边的空位上，刻意保持着半米的距离——这是入职五天来，我与他之间默认的“职场安全距离”。从入职第一天对接劳动纠纷案子，到后来参与专利侵权案的证据梳理，他始终以“陈律师”称呼我，语气平和专业，没有一句多余的寒暄，仿佛我们真的只是刚认识的同事，那些在槐城共同度过的青春与时光，都成了从未提及的过往。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点头示意“坐”，目光便重新落回案卷上，笔尖在摘要上圈画出几个关键信息，动作流畅利落：“今天重点过被告方提交的证据链，尤其是第三部分关于‘商业秘密侵权’的举证，对方律师在庭前会议上提出了新的质证方向，我们需要提前补全漏洞。”

陆续有团队成员走进会议室，林姐路过我身边时，悄悄冲我眨了眨眼，用口型说“马律师对案子超严，别紧张”。我攥了攥手心，将提前准备好的证据清单铺在桌上，指尖反复摩挲着纸张边缘——为了这次会议，我熬了两个通宵，逐页核对证据的时间节点、证人证言的逻辑闭环，甚至将对方可能提出的质疑都列成了表格，可面对马嘉祺时，心里还是忍不住发慌，既怕工作出疏漏，更怕从他眼里看到一丝一毫的“失望”。

会议正式开始，团队里的资深律师先汇报被告方的证据分析，马嘉祺听得很专注，偶尔会打断提问：“这份财务报表的审计时间是去年三月，而侵权行为发生在二月，时间线存在矛盾，为什么没有标注？”“证人与被告方存在亲属关系，证言的证明力需要重新评估，有没有补充的旁证？”他的问题精准犀利，每一个都戳中要害，会议室里的氛围渐渐变得严肃，连翻页的声音都轻了许多。

轮到我汇报“商业秘密保护措施”部分时，我的声音有些发紧：“被告方主张我方客户未采取合理保护措施，我们梳理了客户的保密协议、服务器加密记录……”话还没说完，马嘉祺突然抬手打断，指尖指向我PPT上的某一页：“这里有疏漏。”

他的声音很平静，没有批评，却带着不容置疑的专业感，目光落在屏幕上，清晰地指出：“客户与员工签订的保密协议中，未明确‘商业秘密的具体范围’，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这会影响‘合理保护措施’的认定，对方律师很可能抓住这一点攻击我们。”

我猛地攥紧手里的笔，指尖瞬间泛白——这是我昨晚核对时漏掉的细节，明明在清单上标注了“需补充协议条款”，汇报时却因为紧张忘了提及。我慌忙低头翻看案卷，想解释“已经准备了补充说明”，却对上马嘉祺的目光——他的眼神很淡，没有责备，也没有任何私人情绪，就像在看待一个普通的工作失误，仿佛站在他面前的，只是一个需要纠正错误的下属，而非那个曾被他写“你超厉害的”便签、被他揣着热红薯等了很久的人。

“会后把补充说明整理成书面材料，最晚明天上午发给我。”他没有追问原因，也没有多余的话，转而对下一位同事说“继续”，仿佛刚才的插曲从未发生。我坐在椅子上，后背渗出一层薄汗，手里的修改清单被攥得变了形，纸上的字迹都变得模糊——原来，他真的已经放下了过去，那些在临江的日夜里，我反复回想的、担心的、期待的，在他这里，都成了不值一提的过往。

会议持续了两个小时，散会时马嘉祺留下最后一句安排：“周五前把所有修改后的材料汇总，我要跟客户做最终沟通。”说完，他拿起案卷和笔记本，径直走出会议室，没有回头，甚至没有看我一眼。团队成员陆续离开，林姐拍了拍我的肩膀：“别往心里去，马律师对案子一直这么严，上次我也因为一个小疏漏被指出来，他不是针对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