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勉强笑了笑，收拾好桌上的材料，却没有立刻离开会议室。我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看着马嘉祺刚才坐过的位置，阳光依旧明亮，却照不暖心里的寒意。入职这一周，我无数次在加班时看到他办公室的灯亮着，无数次在茶水间与他偶遇，他始终保持着礼貌的距离，打招呼时的微笑都带着职场的分寸感，没有问过我“临江的生活怎么样”，没有提过“槐城的变化”，更没有提起过我们共同的过去。

我想起离开槐城的那个凌晨，我以为他会生气，会难过，会像高中时那样，找到我，问“为什么要走”；想起在临江的四年里，我无数次梦到他来找我，梦到我们在便利店门口重逢；想起面试时他叫住我，问“这四年你在哪”，我以为那是他还在乎的信号，以为我们之间还有机会弥补。可现在看来，那些不过是我的一厢情愿，他早已走出了过去，活成了更成熟、更专业的“马合伙人”，而我，还停留在原地，抱着那些残存的回忆，不肯放手。

我走出会议室时，路过马嘉祺的办公室，门虚掩着，能听到他打电话的声音，温和却疏离：“王总，关于案子的修改方向……”他的语气和开会时一模一样，专业、冷静，没有任何私人情绪。我攥紧手里的修改清单，快步走回工位，指尖依旧泛白——或许，我早该认清现实，我们之间，早已不是当年的少年少女，四年的时光，不仅改变了他的身份，也拉开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他已经往前走了很远，而我，还在原地徘徊，抱着那些不切实际的期待，自欺欺人。

回到工位后，我打开电脑，开始整理补充说明材料。指尖敲击键盘的声音很响，却盖不住心里的失落。我看着屏幕上“商业秘密范围”的条款，突然想起在槐城时，马嘉祺帮我改实习报告的场景——他也是这样，耐心地指出我的疏漏，却会在说完后，递过来一颗橘子味的糖，说“没关系，下次注意就好”。可现在，他只会说“明天上午发给我”，没有糖，没有安慰，只有冰冷的工作安排。

下午加班时，我去茶水间泡咖啡，遇到马嘉祺也在那里。他正在接水，看到我，点了点头：“修改材料进展怎么样？”“已经整理得差不多了，今晚能完成。”我低着头，不敢看他的眼睛。“不用熬太晚，注意休息。”他说完，端着水杯离开，没有停留。

我站在茶水间，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手里的咖啡渐渐变凉。原来，最难过的不是他还记得，也不是他忘了，而是他以一种极其平静的方式，将我们的过去彻底归为“职场无关”，让我连难过的资格都没有。我以为回来就能弥补遗憾，却发现，有些遗憾，早在我转身离开的那个凌晨，就已经注定了结局——他早已放下，是我还停留在原地，不肯承认而已。

那天晚上，我加班到十点，终于整理好补充材料，发给马嘉祺的邮箱后，我关掉电脑，走出律所。槐城的夜晚很安静，路灯的光落在地上，拉出长长的影子。我走在曾经和马嘉祺一起走过的路上，路过那家熟悉的便利店，里面依旧亮着暖黄的灯，薄荷糖的海报还贴在玻璃门上。我站在门口，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没有进去——就像我和他之间，有些门，一旦关上，就再也打不开了。

我掏出手机，翻出那张泛黄的便签照片，上面的“你超厉害的”依旧清晰。我看着那行字，眼泪突然掉下来——原来，我一直不肯放下的，不是他，而是那个被他鼓励过、相信过的自己。在临江的四年里，我努力成为“厉害”的律师，以为这样就能配得上他，却忘了，当他已经放下过去时，我的“厉害”，早已没有了意义。

回到租住的公寓，我把那张便签从笔记本里取出来，轻轻放在抽屉最深处。或许，我该学着放下了，放下那些不切实际的期待，放下那些残存的回忆，像他一样，专注于眼前的工作，专注于自己的生活。毕竟，人总要往前走，不能一直停留在原地，哪怕前方没有他，也要努力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就像他当年希望的那样，“超厉害”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