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岁通天元年初夏，契丹首领李尽忠、孙万荣反叛，攻陷营州，一时北疆震动，军报如雪片般飞入神都。在这外患压境的紧张氛围下，太平公主府澄心堂内的文书流转，却透出一种更为微妙而持久的暗涌。杜善埋首于案牍之间，指尖拂过一道道关乎军国大事的批红，目光却逐渐被那些看似寻常的任免、封赏、乃至寻常问候的文书所吸引，从中嗅到了一股不同于战场硝烟的、弥漫在帝国最高权力阶层的博弈气息。

她最先察觉异样，是从一批关于平定契丹叛乱功臣的叙功与封赏文书开始的。前线将领如武懿宗、武攸宜等武氏子弟，虽战功平平，甚至偶有败绩，但其请功奏疏言辞激昂，所请封赏往往逾格。而与之相对的，一些确系骁勇善战的李姓将领，如右金吾卫大将军张玄遇等，其叙功奏报则显得格外谨慎克制，请赏之议也多依常例，甚至略显谦抑。

更令她留意的，是这些文书流转的路径与批答的差异。武氏子弟的奏章，常能直通御前，批答迅捷，赏赐丰厚；而李姓将领的文书，则往往需经鸾台、凤阁乃至兵部层层核议，批答迟缓，且多有“宜加核实”、“循例办理”等措辞。杜善负责抄录归档，清晰地看到，太平公主在涉及武氏子弟的封赏文书上，朱批多简洁肯定，如“可”、“依议”；而在李姓将领的文书上，则时有“交兵部议”、“与宰臣共商”等字样，显得更为持重。

一日，她核校一份由夏官尚书（即兵部尚书）武攸宁呈递的、关于调整河北道诸州军镇布防的奏疏。奏疏中，武攸宁建议将部分原由李姓将领掌控的要隘，改由“更堪信任”的武氏亲族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将领驻守，美其名曰“加强协防，以固根本”。杜善翻阅近期的军报塘抄，发现这些拟调防的李姓将领，多在抵御契丹时表现英勇，并无过失。她心中一动，将此奏疏与月前核过的一份由鸾台侍郎李昭德密奏的、关于“慎防外将拥兵，宜用亲信”的文书联系起来，两相对照，顿觉寒意丛生——这已不仅是寻常的军事调整，更是借着外患之机，进行权力格局的重新洗牌。

她将这份奏疏的异常之处，以及与其他文书的关联，用极简的铅笔字标注于附件页缘。次日，郑司记取走文书时，目光在那行小字上停留片刻，未发一言，只是微微颔首。

不久后，朝中发生了一件震动百僚的大事。鸾台侍郎、同平章事李昭德，这位素以刚直敢言、且与李唐宗室有远亲关系的重臣，突然被劾“专权跋扈”，下制狱问罪，最终被流放岭南。此案文书经过澄心堂时，杜善看到劾奏李昭德的本章，领头者正是梁王武三思，附议者中亦有多位武氏子弟及攀附他们的官员。而案卷中，李昭德力陈“亲王权势宜有所制，不可使过于藩镇”的奏疏片段，被朱笔狠狠划去，批以“离间骨肉，其心可诛”。

杜善清晰地记得，就在李昭德被劾前数日，她曾见过一份由太平公主批阅后转呈御前的密奏，内容正是关于如何平衡诸武权势、以防尾大不掉的建议，其观点与李昭德所言颇有暗合之处，但措辞更为委婉含蓄，引经据典，以史为鉴。然而，这份密奏最终石沉大海，未见任何回音。两相对比，李昭德的直言获罪，与太平公主的缄默避让，形成了鲜明对比，也让杜善更加看清了公主在激烈党争中所采取的审慎乃至退守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