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烧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终于如同退潮般，缓缓从他身上撤离。汗水浸透了他的亚麻衬衣和身下的床单，留下冰冷潮湿的痕迹。他不再颤抖，也不再呓语，只是陷入了一种极度虚弱的、仿佛连呼吸都吝啬的沉睡。脸色是吓人的灰白，唯有颧骨处还残留着一抹病态的红晕。

我精疲力尽地坐在床边，用最后一点干净的布蘸着所剩无几的清水，擦拭他额头上冰冷的汗珠。手掌因为之前的拍门而红肿刺痛，但比起心头的沉重，这点疼痛微不足道。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雷蒙德的人显然不会提供真正的帮助，他们甚至可能乐见其成。等待，就是坐以待毙。

我必须联系外界。

这个念头一旦升起，就像藤蔓般疯狂滋长。可在这座被严密看守的城堡里，与外界联系谈何容易？我唯一能想到的，是那个最初帮我传递过消息的、耶路撒冷的亚美尼亚首饰匠人留下的隐秘渠道。但那需要将信息送出城堡，送到耶路撒冷。

机会在哪里？

天色微明时，我借着窗外透进的、微弱的光线，开始更仔细地观察这个房间。墙壁是厚重的石块，坚不可摧。窗户装着铁条，缝隙连一只手都伸不出去。门是厚重的橡木，外面日夜有人把守。

似乎没有任何漏洞。

我的目光最终落在了每日送来食物和更换衣物的那个矮胖、总是低着头的女仆身上。她叫玛尔塔，看起来胆小怯懦，每次进来都目不斜视，动作迅速，从不与我们对视，也从不回应任何试图搭讪的话语。

她是唯一的、定期接触外界的通道。

但如何让她心甘情愿地冒险？威逼？我们自身难保。利诱？我身边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

我陷入了困境。

接下来的两天，我一边照料着昏睡时间远多于清醒的鲍德温，一边暗中观察着玛尔塔。她总是在固定的时间出现，放下东西，收走旧的，然后立刻离开，像一只受惊的兔子。她的手指粗糙，围裙上带着厨房的油烟味，眼神里只有麻木的顺从。

直到第三天，玛尔塔来送午餐时，发生了一个意外。她端着托盘的手似乎有些不稳，在放下汤碗时，手腕上一個陈旧但样式奇特的银手镯，不小心勾住了桌布边缘的流苏，差点将汤碗带翻。

她吓得脸色一白，手忙脚乱地稳住托盘，连连低声道歉，头垂得更低了。

我的目光，却牢牢锁在了那个银手镯上。那上面的花纹……我认得。不是耶路撒冷常见的样式，也不是西方十字军的风格。那蜿蜒的藤蔓和抽象的星月图案，带着鲜明的……亚美尼亚特征。

一个大胆的猜测在我心中形成。

当天傍晚，玛尔塔再次来收取餐盘时，我没有像往常一样沉默。我站在桌边，在她低头收拾时，用亚美尼亚语，极轻、极快地说了几个词。那是我幼时在君士坦丁堡，从一个亚美尼亚商人那里学来的，关于祝福和平安的简单问候。

玛尔塔的动作猛地顿住了。她抬起头，第一次，真正地看向我。那双总是低垂着的、带着麻木的眼睛里，充满了震惊和难以置信，还有一丝迅速掠过的恐慌。

她没有回应，只是更快地收拾好东西，几乎是逃也似的离开了房间。

但我看到了。那一瞬间的眼神交汇，足以证实我的猜测。她听得懂亚美尼亚语。

这是一个极其微弱的希望之光。

我没有再贸然行动。我知道，过犹不及。我在等待，也在赌。赌她对同族的一丝恻隐，或者，赌她是否有自己的诉求。

第二天，玛尔塔再来时，她的动作依旧匆忙，但在我看似无意地将一小块（我从自己裙摆内侧撕下的、材质最细软的一块）布料，放在她容易看到的位置时，我注意到她的目光在上面停留了一瞬。

布料上，我用烧过的木炭碎屑，画了一个极其简略的、只有我和那个首饰匠人才能看懂的符号——代表“紧急”和“耶路撒冷”的复合标记。

她没有碰那块布，像往常一样离开了。

我的心悬在了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