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y Girl》所有戏份杀青，与麦考利在片场道别后，伊莱回到了洛杉矶的家中。

从佛罗里达潮湿沉重的盛夏骤然抽离，她仿佛还带着维达·苏尔滕法斯的一部分灵魂。

距离电影在11月27日圣诞节档期上映还有数月，这是一段罕见的空白期。

拍摄后期巨大的情感消耗，让她的神经性头痛和失眠变本加厉。好在这段时间的乖巧和丰厚的片酬支票让琳达松了口，她终于有机会主动约见一位神经科医生和一位心理治疗师。

诊室弥漫着消毒水味。神经科医生是位年长的女医生，神情温和但眼神锐利。伊莱在琳达的陪同下，但回答问题时坚持自己开口。

“你的头痛是什么感觉？” 医生问。

“像有一条很紧的橡皮筋，从左边眉毛上面，一直勒到后脑勺。”伊莱用手指虚划了一条线，“有时候它会跳，跟着心跳一起跳，像里面有个小锤子在敲。看剧本久了，或者灯光太亮，它就会来。”

“什么时候最严重？”

“晚上躺下之后。白天很累，但晚上脑子总是停不下来，在放……白天拍过的戏，或者更早以前的事。”她避免提到具体电影或场景。

医生安排了简单的神经反射检查，用小手电看她的瞳孔，让她做跟踪手指的动作。

“你描述的，是紧张性头痛合并偏头痛特征。”医生最终说，“它由头部和颈部的肌肉长期紧张收缩引起。脑子停不下来和失眠，是明确的焦虑躯体化表现——心理压力过大，就以疼痛和失眠来抗议。”

她为伊莱开了一些温和的肌肉松弛剂和助眠药物，并强烈建议进行规律的物理治疗和心理咨询。

琳达的脸色有些难看，但医生专业的诊断让她无法反驳，只能嘟囔着“演员这行就是得吃苦”。

一周后，伊莱独自坐在心理治疗师卡门的诊室里。

房间布置得温暖，没有医疗感。

卡门很年轻，眼神安静，像能容纳所有情绪。

最初半小时，伊莱说得磕绊，只重复“头疼”、“睡不好”、“压力大”这些安全词。

卡门没有催促，只是问：“当头痛和失眠来的时候，你心里最常出现的一个念头或画面是什么？”

沉默了很久。伊莱盯着面前的红茶，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我害怕……怕自己第二天表演不出来。怕脸上的笑容不够好看，怕记不住台词，怕导演失望。然后，怕让大家亏钱。”

“大家是谁？”

“妈妈。特里。整个剧组。好像所有人的时间、钱，都拴在我下一秒的状态上。”她顿了顿，更艰难地说，“拍……最后那些戏……我觉得自己有一部分被留在那个殡仪馆里了。回家后，我好像得重新学习怎么当伊莱，但那个开关有点失灵了。我总是很难过，又休息不好。”

她开始描述一些更具体的感知。

“有时在商场，听到圣诞音乐，我会突然感觉窒息，像回到佛罗里达的片场，那感觉不是我的，是维达的。有时候，我的朋友靠近我，我会突然想躲开，就好像……就好像任何亲近的人，最后都会带来我处理不了的情绪，或者……会消失。”

她谨慎地没有提托马斯的死。

卡门静静地听着，然后说：“你的工作长期要求你高强度地调用、甚至透支情感，但你周围的环境没有给你足够安全来恢复的机会。”

“那我该怎么办？” 伊莱第一次主动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