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执行分离计划，是在我们都意识到“讨论得足够多了”的那个晚上。那天之后的每一天，都像是被悄悄贴上了一个看不见的标签，上面写着同一句话：这可能是最后一次。

自习室里那一摞被他塞进口袋的便签，就像一个被带走的判决书。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竟然睡得很沉，没有梦，也没有半夜惊醒的记忆，这种不正常的安稳让我反而更加不安。头顶的风扇慢慢转着，宿舍里一切如常，赵启明还没回来，床铺空着，像刻意为某种告别预留出来的空间。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把昨天的每一句话又翻了一遍。留下，离开，定型，躲藏，身份证，人脸识别，小本子，所有这些词像一串被打乱的密码，但只要稍微调整顺序，就会指向同一个结果：这个城市，这所学校，这一套系统，只允许一个“林述”在里面完整地活下去。

那天早上，我照常去上课，照常刷卡，照常在教室里找一个不显眼的位置坐下。老师点名的时候，念到我名字，我抬手应了一声，声音听上去和平时没有区别。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可能是今后很长时间里，唯一一个被老师点名还能坦然答应的人了。

下课的时候，我没有立刻走，而是慢吞吞地收拾东西，等教室里的人差不多都走光了才起身。教室空的时候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座位一排排伸向讲台，黑板上剩下半截没擦干净的粉笔字，阳光从窗户斜着照进来，落在地上的光带被桌椅腿切割出碎片。我站在门口，忽然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接下来再走进来的那个“我”，就不一定还是现在这个。

下午是实验课，我照旧去实验室，按照流程登记、操作、记录数据。组里的同学对我很熟悉，见面的招呼也都很自然，没有谁多看我一眼，这种“被当成理所当然的一份子”的感觉，带来一种微妙的安慰，同时也像在给我下最后通牒：你现在被完整地嵌在这里，所以总得有一个人继续留在这里。

实验做了一半的时候，我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实验室里不方便接电话，我只能悄悄看了一眼，是他发来的消息，只有两个字：开始了。

我的手在试剂瓶上顿了一下，差点多倒出一滴。那两个字像某种暗号，又像一根细绳，被他率先拉动了一端。

晚上七点，我们约在学校对面的那家小吃店见面。那家店灯光永远有点昏，油烟混着香菜和辣椒的味道，充斥在狭窄的空间里。我们以前经常在这里吃夜宵，甚至在第一次用传送门去市中心看展之前，也是从这家店出发的。

他比我先到，坐在靠里的一张桌子旁，背对着门，帽檐压得很低，夹菜的动作却和以前一模一样。老板认得我，一看到我就招呼，照旧问老样子吗，我点点头，说就老样子。

我坐到他对面，没先说话，先低头吃了一口，他看着我笑了一下，说你现在吃东西的样子，和平时上晚自习前一模一样，如果不是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我会以为我们只是普通地吃一顿。

我嚼东西的动作顿了一下，嘴里那口饭突然变得有点难以下咽。

他放下筷子，说我已经跟仓库那边说了，下周开始我就不上夜班了，只偶尔白天去帮忙搬两趟，他们问原因，我说要离开这边去别的城市暂住一段时间。

我问那他们信了吗。

他说那种地方不会有人认真追问你的来历，也不会有人认真记住你的去向，反正干活的人走了还会有别人来，但这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了。

我低声说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他拿起一根一次性筷子，在桌面上轻轻敲了敲，又停下来，像是在心里数着什么。

最迟两个星期，他说，再往后学校期中开始，你的出勤会被更多人注意，而且信息中心那边如果真要动手，也差不多会在那之前发下一轮通知，我们得在那之前让属于我的那部分痕迹彻底淡下去。

两个星期，这个数字落在我心里，具体得几乎可以立刻拆分成十四个早晨和十四个晚上，每一顿饭，每一节课，每一次刷门禁，每一次经过宿舍楼下的小卖部，忽然都变成了可以提前数完的有限次数。

我们在小吃店里把这两个星期拆开来安排。

他把纸巾袋拉过来，拆开压成一张粗糙的白纸，用圆珠笔一列一列写。哪几天是我必须要出现在课堂和实验里的，哪几天可以无视签到在宿舍多待一会儿，哪几天他可以进学校一次，哪几天必须完全绕开校园这块区域。

我们几乎是用一种做项目时间表的方式来安排接下来的每一件小事。

他说这两周你在系统里的行为要比以前更正常一点，该去的地方都去，别突然消失，这样之后如果有人调查，你的轨迹会显得更连续。

那你呢，我问。

他想了想，说我反过来，我要开始在系统可见范围之外慢慢变淡，先减少进城，再搬出现在那个小区，最后找一个连身份证都用不上的地方暂住。

听起来像一段极其不体面的流亡计划，可他说的时候语气异常平静，像是在介绍一个已经仔细推演过的选项，把情绪刻意过滤掉之后，只剩下逻辑本身。

小吃店的电视里放着综艺节目，笑声夹杂着观众的掌声从头顶的角落里传出来，和我们桌上这张被笔划得密密麻麻的纸形成一种近乎荒诞的对比。

你觉得这样真的能躲过去吗，我忍不住问。

躲过去哪一步，他反问。

躲过被发现有两个“我”这一步，还是躲过必须选一个死掉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