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他问住了。

他把纸推到我面前，说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做的所有事情，其实都是在帮系统提前做它迟早要做的判断。

系统发现有两条记录，它的第一反应一定是确认哪一条更稳定，哪一条更接近“正常”，哪一条在整体结构里更方便保留。我们现在所做的，无非是提前把答案告诉它：这个人是你应该保留的，那个人你可以当作误差边缘的阴影。

听上去我们是在自救，实际上是在配合裁决。

我想反驳，可喉咙发紧，最终只挤出一句话：但决定是我们做的。

他轻轻笑了一下，说是，这就是唯一的区别。不是被动地等一个看不见的人在某个办公室里勾掉一个名字，而是我们现在坐在这张油渍斑斑的桌子旁边，一样一 样把能够活下去的条件列出来，然后再问一句：谁更适合。

你难过吗，我问。

他说当然难过，只不过难过不解决问题。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他忽然说要不这两个星期咱们按“最后一次”来安排。

我没听懂。

他解释说比如你喜欢某门课，就把接下来可能是“最后一次认真去听它”的时间挑出来，在那节课上好好坐着，好好记笔记，好好回答老师的问题；比如我们喜欢这家店的炒粉，就在某一个晚上把这里当成“最后一次来吃”的机会，好好吃一顿；比如你以前还想去滨海看看海，这两周里如果有一天你能挤出时间，就算只能传送过去在站口出口那边待十分钟，也当成是“这一生最后一次以‘林述’的身份合法使用传送门”。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没有抬头，笔尖在纸上点了点，像是在给某段时间划重点。

你呢，我问，那你有什么“最后一次”。

他想了很久，很久以后才用很轻的声音说了一句：最后一次用这个名字跟你见面。

这句话落下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握着筷子的手已经有点发抖，筷子顶端在盘子边缘磕了一下，发出一声很轻的响。

那一整个晚上，我们都在用一种近乎冷静的口吻讨论一些从来没有想象过会在这个年纪讨论的问题。我们像在为两条逐渐分开的时间线列出清单，确保它们都能各自维持起码的完整性。

回宿舍的路上，风不大，但比前几天凉了很多，夜色压下来，传送站那边的光柱透过街道尽头的空隙露出一截，像一根立在远处的指标。

我突然想到，如果没有那一次事故，现在的我大概会在忙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准备期中考试，纠结选修课，考虑暑假要不要实习，传送门对我来说不过是一个方便的交通工具，而不是一个把“死”和“活”分开来的机器。

可现实是，我正走在从传送站背面绕回学校的小路上，身边没有任何人知道，我正在参与一场关于“谁有资格继续以我的身份活下去”的谈判，而这个谈判会直接决定另一个和我拥有同样记忆、同样过去、甚至同样语气的人，将在不远的未来从所有记录里淡出。

那天夜里我很晚才睡，躺在床上反复想“最后一次”这四个字。这个说法有一种残酷的仪式感，它把原本看似无限循环的日常切割成一个个可以被数清的段落，让你不得不承认，生活并不是一条无穷无尽的直线，而是一张被不断裁剪的纸。

你甚至不知道哪一次才是真的最后一次。

第二天开始，我们照着那张纸一点一点执行。

某一节平时会翘掉的选修课，我按时去了，从头坐到尾，老师提问的时候我主动举手，讲完课走出教室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在和一个看不见的观察者说：你看，我很适合留下，我很适合被你当作“真正的林述”。

某一个午后，他在消息里跟我说他已经从那个旧小区搬出来了，那间房间的钥匙丢在了附近的河里，从此不会再有人知道曾经有一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在那里待过几周。

某一个晚上，我们真的把那家小吃店当成“最后一次去”的地方吃了一顿，老板问我们要不要再加一碗汤，我想说不用了，可最终还是点了，因为我突然意识到，也许以后这家店在我的记忆里将只存在到这里。

就这样，我们在看似平静的日程表上悄悄按下了无数个“最后一次”的印记。每一次刷卡，每一次点餐，每一次在校园里抬头看一眼传送站方向，心里都会浮出一个念头：如果有一天一切都被迫中断，那么至少这一格我已经填满了。

而在这所有的“最后一次”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被正面说出口，却随着那张纸上的日期越来越少而愈发清晰——

真正的最后一次，会以什么形式到来，又会落在哪一个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