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面的沉默比责骂更难受，像一块石头压在嗓子眼上。过了几秒，他突然换了种语气，像是在强压情绪：“你实话告诉我，你有没有把自己的证件、账号给任何人长期用过？包括那些你觉得是好朋友、同学、亲戚。”

这问题被问得太准，准到我下意识想抬头看看房间里有没有藏摄像头。

“没有长期。”我只好在“时间长度”上做文章，“只有那一次临时借卡，已经承认了。他们也没继续追究。”

“我再问一遍，有没有在外面乱签什么协议、做兼职、给人家当人头？”他一条条盘问，“现在有很多利用传送漏洞搞诈骗的，新闻你看没看？”

“没有参与那些。”我说，“平时就做一点打工，填的都是自己信息。”

他沉默了一会儿，轻轻叹了口气：“我和你妈现在最怕的，就是有一天有人敲门，说‘你儿子在传送系统里出问题了，需要你们配合’。你知道这对一个家长来说是什么感觉吗？”

“他们可能真的会发安全提示过来。”我把最难开口的那句话说了，“短信和挂号信，今天晚点或者明后天会到。老师让我提前跟你们说一声，别被吓到。”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连背后的电视声都突然显得格外响。

“短信我们不怕。”母亲的声音又抢回来，“你爸爸单位也经常收这类东西。挂号信那就说明他们打算往档案里写字了。”

父亲轻轻咳了一声，像是在压住什么：“内容等收到再看。我现在只问你一点——以后还打算不打算继续用传送门？”

“短期内不会了。”我说，“他们也建议我别乱坐。”

“从现在开始能不用就不用。”他直接下结论，“放假要回来就提前买车票，别图快。家里不缺那几个小时。”

这话看似粗暴，却把我的一部分心理负担卸下来一点：至少在他们眼里，这件事还可以被降级成“交通问题”，而不是“存在问题”。

母亲又抢过电话，语气里多了一丝哀求：“你要是觉得学校那边压力太大，就跟我们说，我们可以帮你联系老师、领导，别自己扛着。电视里老讲什么心理问题，我看你最近发的照片都没有几张人样。”

“我还好。”我说，“就是有点累。”

她在那边叨叨了很久，从饮食作息讲到不要老看屏幕，又从传送门讲到她年轻时坐绿皮火车的故事，说那会儿一趟路坐十几个小时也没觉得怎样，反而结交了很多人。

我听着听着，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画面：如果那时候就有传送门，她会不会也像现在一样本能地抵触，觉得“太快了不安全”？

通话快结束时，母亲突然压低声音问了一句：“你有没有什么事瞒着我们？那种不能通过微信说的。”

这个问题早晚会被问到。

我把电话稍微拿远了一点，看着屏幕上显示的通话时长，又贴回来：“真要有，你以为我能扛到现在？”

她被我这句半真半假的反问逗笑了：“那就好。反正记住一点——哪天你觉得自己一个人撑不住了，就先给家里打电话，别先去找什么同学、网友。”

“好。”我答应。

挂断之后，手机屏幕迅速暗了下去，仿佛刚才那二十几分钟只是一个短暂的系统通知。世界恢复到只有我一个人的安静，教学楼背后的窄道上连风声都听不太清，只能听见远处操场上传来的口号。

我靠在墙上，给他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家里通了气。”

他很快回：“反应呢？”

“担心，多过责怪。”我打，“但他们已经被‘安全提示’这几个字吓到了。”

那边迟疑了一会儿，发过来一行字：“有一天他们会习惯你是‘高风险用户’这件事。”

“你呢？”我下意识问。

“我不会出现在他们的风险列表里。”他回复，“在任何系统里都是空白，这样对他们也算一种保护。”

这句“空白”，比任何一个技术名词都更让人难受。

我盯着屏幕，犹豫了很久，还是把心里那个一直绕着走的问题敲出来：“如果哪一天他们真的上门调查——从传送站到学校，从学校到家里，一层层问下来——你希望在他们的故事里以什么身份存在？还是，说得更直接一点，你希望自己根本不出现在他们的故事里？”

他那边沉默得出奇地久。久到我甚至开始怀疑消息是不是没发出去，或者他已经在另一个城市的某条街道上关机了。

最后，屏幕亮了。

“如果故事非要多一个人，”他写，“那就说有个同学曾经借用过你的卡，后来你们吵了一架，断了联系。名字记不清，家在哪儿不知道，电话换号。”

“这对你不公平。”我打，“你不是一个可以被‘记不清’的人。”

“可对系统来说，”他回，“这已经是我能争取到的最体面的消失方式了。”

窗外的天色彻底暗下来，传送站那道光柱在远处竖着，像一根冷白色的针，把这座城市扎在原地。

我忽然意识到，从今天开始，“父母”这两个字不再只意味着家里那套熟悉的唠叨，而是某种被卷入的外围：他们会接到陌生电话，会收到挂号信，会在和邻居聊天时提起一句“我儿子上次坐那个东西差点出事”，却永远不知道真正差点被彻底划掉名字的是哪一个。

而我这边，还要继续练习另一种表情——在他们问“最近还好不好”的时候，学着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像一个被选中留下的、理应健康成长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