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嗯”了一声。
“首先说明一下,”他主动解释,“目前你在我们这里的状态是‘重点关注’而不是‘涉案人员’,这一点你可以放心。不过根据上级要求,我们需要对所有多次触发重合异常的用户做一个简短的背景访谈。前期传送公司那边已经和学校配合做了一轮,我们这边还会安排一次单独的问话,地点在人文楼那边的小会议室,学校会配合通知。”
“还要问?”我忍不住脱口而出。
“这次会偏向行为习惯方面,”他像早就预料到我的反应,“跟技术细节关系不大,类似我们平时做的安全教育,只是会记录得更完整一点。你配合把事说清楚,对你是好事。”
我沉默了一下:“什么时候?”
“暂定在这周末,时间我们会和辅导员协调。”他礼貌地问,“还有一点要提前跟你说明——访谈过程中,可能会邀请你在现场完成一次模拟传送流程,这属于自愿环节,你可以拒绝,但我们建议尽量配合。”
“模拟传送流程?”我抓住了那几个字,“什么意思?”
“简单讲,就是在同步监控下走一遍完整的传送手续,包括身份确认、参数记录等,不一定真正跨城,也可能只是在同城线路上做一次短距离传送。”他解释得很官方,“我们需要在可控环境下,看你的数据在最新系统版本里的表现,方便后续做风险评级。”
“如果我拒绝呢?”
“拒绝也不会立刻构成问题,”他顿了顿,“但会写在记录里,标注为‘不愿配合特定测试’,以后如果再出现异常,你这边的话语权会相对小一些。”
这句话听起来不带威胁,却比任何威胁都有效。
“你的安全对我们也很重要,”他似乎真心想安抚我,“我们不希望把你当成问题,更希望把你当成一个和我们一起完善制度的合作对象。你可以理解为,你现在处在一个‘被重点保护’的位置。”
电话挂断后,我在原地站了很久。
“被重点保护”四个字翻译过来,就是“你的一举一动都不会再被当成背景噪音”。
晚上,我和他在校外那条旧河边见了一面。河水不算干净,岸边的灯管有几节坏了,光忽明忽暗。我们站在一处桥洞下面,头顶是过桥的车流,轰隆隆地压着我们的对话。
“他们要你做现场测试?”他听完我转述的电话,皱起眉,“就是再走一遍那套流程?”
“说是模拟。”我说,“不一定真的把我送到别的城市。”
“你信吗?”
“信不全。”
他低头扯了一下袖口,像在控制自己的情绪:“你知道这种测试意味着什么吗?不仅仅是再记录一次数据,而是要把之前所有异常叠加起来一起看。这一次如果再有哪怕一丁点边缘波动,你在系统里就不是‘可控风险’,是‘必须干预对象’。”
“所以你倾向于我拒绝?”
“拒绝会被写进报告。”他冷静地说,“到时候他们可以说‘我们给过机会,是你自己不配合’。从那一刻起,你在他们眼里就不是‘无辜受影响的普通用户’,而是‘对安全工作态度不积极的人’。”
“你有没有发现,”我看着河面上被车灯切碎的光,“不管选哪一边都要在某个概念上死一次。”
“是啊。”他笑了一下,那笑容里几乎没有愉快,“选配合,就是承认他们那套‘主记录’的逻辑,等于默认我这边必须被删;选拒绝,就是把自己从‘合作样本’变成‘潜在问题’。”
“那你会怎么选?”我问。
他沉默了很久,抬眼看向远处隐约可见的传送站方向。那根光柱从市中心直直刺进夜空,像一根巨大的针,把整座城市钉在某个看不见的坐标上。
“如果是我一个人的事,”他慢慢开口,“我会选最极端的那个选项——再制造一次重合,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让系统彻底崩一次,让他们必须承认这套技术本身有无法挽回的缺陷。”
“可你现在不能进那套系统。”我提醒他,“你一出现,就是明目张胆的违法复制。”
“所以我只能想。”他摊摊手,“轮到你上台了。”
“我?”
“你才是合法的那一个。”他说,“你有权利在他们的实验里说‘我愿意’或者‘我不愿意’,你有权利决定是不是配合他们完善那套把我删掉的机制。”
河风吹过来,带着一点潮湿的霉味。我突然觉得脚底有点发虚。
“听上去像是在问我愿不愿意亲手按下某个按钮。”
“差不多。”他低声说,“只不过按钮按下去的那一刻,没有烟火,也没有警报,只有一份在我看不到的服务器里被更新的表格。”
“你自己呢?”我忽然问,“你有没有什么想法是我可以帮你带进去的?比如,在那次‘模拟传送’里尝试做点手脚?”
“你现在连在传送舱里多眨两次眼都会被记录。”他摇头,“别想那些自以为聪明的小动作,这些系统见过太多。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所有可见流程里保持得足够正常,让他们觉得‘这条主记录没有问题’,让我这边可以继续处在‘未被完全扫描’的状态。”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有点恼火,“你在让我配合他们把你写成‘异常’。”
“我在让你活下去。”他抬眼,语气第一次明显提高,“在这个框架下,这两件事目前只能选一件,而你已经被挤到那把椅子上去了。”
桥上有车压过,震动顺着混凝土落到我们脚下。他的声音在轰鸣里被削弱了一部分,却更加真实。
“还有一件事。”他缓了缓,把语气压回去,“如果他们真的开始调取社会面的监控,你要有心理准备——以前我们以为只有传送站那一次事故被记录,现在看来,学校附近、城郊小站、甚至仓库门口的那几段影像,都有可能被拼到一起。”
“那就是你出现的地方。”
“所以你到时候如果被拿照片问‘这是不是你’,你要学会看着另一个我说‘不是’。”
这句话像一记闷棍,敲在后脑勺上。
“我在家里已经练习了一晚上‘被当场拆穿’的表情。”我说,“现在还要继续练习‘看着你说不认识’?”
“你看的不是我。”他纠正,“是一个在他们系统里没有编号的影子。你要做的是把所有认识留在这里,把所有承认留在你自己脑子里。对他们,就当是帮一个走错门的陌生人说‘抱歉,你认错人了’。”
河面上一阵风吹过,桥下积水荡出一圈圈暗色的波纹。
我忽然意识到,这一整串看似理性的讨论背后,其实压着一个没人敢正面说出来的问题——那条“自然人传送完整性保护法”真正保护的是谁?
是坐在会议室里的那一个,还是站在桥洞下面、在夜风里给另一个“我”讲清醒道理的这个?
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是辅导员发来的通知:周六上午九点,人文楼二层,小会议室,配合市联席组访谈。
消息下面是一句附加:“别熬夜,先睡好两天。”
我盯着那句话看了很久,最后把手机收回去,对他说:“周六他们要我去做‘重点保护对象’了。”
他嗯了一声,仿佛只是听到了一条再普通不过的安排。
“那之前,”他忽然抬头,“我们还有两天可以当成是普通人。”
“普通人会在两天之内干什么?”我问。
“普通人会去上课、写作业、刷剧、吃夜宵。”他想了想,“然后在周五晚上,为第二天的‘社会实践’烦恼一下。”
这个答案荒诞得几乎好笑,我却实实在在笑了一下。
笑声很快被夜风吹散,只剩下桥上的车流继续滚过,传送站那道光柱远远地立着,把这座城市照得像是永远不会出错的样子。
而我知道,周六那间小会议室里的那一次“模拟”,既不是简单的安全教育,也不是他们嘴里说的“合作完善机制”,而是一场由法律、系统和现实共同写好的试验。
试验目的写得很漂亮:确认自然人的唯一性。
试验对象写得很简单:林述,一个。
另一行,看不见的那一行,只写着短短几个字——严重异常,待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