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灰色眼睛的男人出现在安娜的生活边缘，像一片无声移动的阴影。

第一次看到他后的第三天，安娜在公寓楼下的食品店又看见了他。他站在乳制品柜台前，手里拿着一罐酸奶油，似乎在认真阅读标签。但安娜注意到，他的视线越过罐子，正透过商店的玻璃窗反射观察着门口。

她立刻转身，假装忘记买什么东西，匆匆离开了商店。心跳很快，手心出汗。她绕到楼后，从另一个入口回家，锁上门后靠在门板上喘息。

第二次是在邮局。安娜去寄一封信给塔季扬娜——她们约好周末见面。排队时，她从窗口玻璃的倒影里看到了他。他站在外面的电话亭旁，假装在打电话，但听筒离耳朵很远。他的灰色大衣在四月的微风里轻轻摆动。

安娜没有寄信就离开了。她走到下一个街区才找到一个邮箱投递。

第三次，也是最接近的一次，发生在离家两条街的小公园里。

那天下午，瓦西里去消防队处理一些文件，说一个小时就回来。安娜决定出门走走，呼吸新鲜空气。她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看着孩子们在沙坑里玩耍，母亲们在一旁聊天。

突然，那种被注视的感觉又来了。

她转过头，看到他就坐在对面的长椅上，中间隔着一个小喷泉——虽然喷泉还没开放，干涸的水池里积着去年的落叶。他这次没有拿报纸，也没有假装做什么。他只是坐着，看着她。

距离大约十五米。足够近，她能清楚地看到他的脸。

他的确英俊，但那种英俊带着冷感。高挺的鼻梁，薄嘴唇，轮廓分明的下颌线。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双眼睛——即使在春天的阳光下，那灰色依然显得冰冷，像抛光过的钢铁。他的坐姿放松但不懒散，背部挺直，双手放在膝盖上，仿佛随时准备站起来行动。

安娜没有移开视线。她直视着他，挑战性地。

男人似乎没料到她会这样。他的眉毛轻微上扬了一下，然后——几乎难以察觉地——点了点头。不是友好的点头，而是像在确认什么：是的，我在看你。是的，你知道。

然后他站起来，转身走了。步伐依然从容，灰色大衣的下摆在身后轻轻摆动。

安娜坐在长椅上，一动不动，直到他的身影完全消失在公园的另一端。她的手紧紧抓着长椅的边缘，指节发白。

那天晚上，她终于决定告诉瓦西里一部分真相。

不是全部。不是那封警告信——她还把它藏在书里。不是她对自己身世的全部怀疑。只是那个男人，那个反复出现的、在观察她的男人。

他们正在吃晚饭。瓦西里做了乌克兰饺子，里面是土豆和蘑菇馅，配着酸奶油和炸洋葱。他注意到她吃得很少。

“怎么了？”他问，“饺子不好吃？”

“好吃。”安娜说，用叉子戳着盘里的饺子，“只是……有件事。”

瓦西里放下叉子，专注地看着她。“什么事？”

“这几天……有个人。一个男人。我在不同的地方看见他三次。”她描述了他的外貌：灰色大衣，灰色眼睛，三十岁左右，英俊但冷峻。

瓦西里的表情严肃起来。“他在跟踪你？”

“我觉得……是的。他在观察我。”

“你确定不是巧合？基辅虽然大，但人们确实会在相同的地方出现。”

安娜摇头。“不是巧合。他看着我的方式……很刻意。而且每次我注意到他，他很快就会离开。”

瓦西里沉默了几秒钟。消防员的表情变得警惕，那双蓝色的眼睛眯起来，像在评估火情。“他有试图接近你吗？跟你说话？碰你？”

“没有。只是看着。”

“明天开始，我接送你上下班。”瓦西里说，声音里有种不容置疑的决断，“如果你要出门，我陪你去。或者至少让塔季扬娜陪你。”

“瓦夏，你还要工作——”

“工作可以调整。”他打断她，伸手握住她的手，“你的安全更重要。”

安娜感到一阵暖意，但也有一丝内疚。她隐瞒了太多。如果他知道那封警告信，知道她对自己过去的调查，知道那些越来越频繁的噩梦，他会更加担心。

“也许只是我多疑了。”她说，试图减轻他的忧虑，“也许他只是……觉得我看起来奇怪。一个亚裔女人在基辅，总是引人注意的。”

瓦西里摇头。“你的直觉一向很准。如果觉得不对劲，那很可能就是不对劲。”他顿了顿，“需要报警吗？”

“不要。”安娜脱口而出，声音比预期的更急切。

瓦西里看着她。“为什么？”

因为“小心穿制服的人”。因为警察也穿制服。因为如果那个男人是某种官方人员，报警可能正好落入他的手中。

“因为……”安娜寻找着合理的解释，“因为我们没有证据。他只是出现在公共场合，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警察不会管的。”

瓦西里思考着，眉头紧锁。“你说得对。但他们可以记录在案，增加巡逻频率。”

“暂时不要。”安娜坚持，“先观察看看。也许他不会再出现了。”

但她知道他会再出现。她有种确信，就像她知道太阳会在早晨升起一样确信。那个男人不会轻易放弃。

周末，塔季扬娜来家里做客。

她带来了一瓶自酿的果酒和一小包罂粟籽蛋糕——这是她新工作的福利，在中央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部帮忙，有时能买到紧俏商品。

“你看上去气色不好，”塔季扬娜一进门就说，用她那双敏锐的眼睛打量着安娜，“瘦了，而且有黑眼圈。瓦西里没给你吃饭吗？”

“我给她吃，但她不吃。”瓦西里从厨房探出头，假装抱怨，“她最近总是心事重重。”

他们在客厅的小桌子旁坐下。瓦西里去厨房准备茶，留下两个女人单独说话。

“说吧，”塔季扬娜压低声音，“出什么事了？不只是噩梦吧？”

安娜犹豫了一下。她可以信任塔季扬娜。她们一起长大，分享过孤儿院里的秘密、青春期的困惑、对未来的恐惧。塔季扬娜像姐姐一样保护过她，为她打过架，在她哭泣时拥抱过她。

“有个男人在跟踪我。”安娜轻声说。

塔季扬娜的眼睛瞪大了。“什么？谁？多久了？”

“大概一个星期。三十岁左右，穿灰色大衣，灰色眼睛。很英俊，但是……冷冰冰的。”

“你告诉瓦西里了吗？”

“告诉了。他说明天开始接送我。”

“很好。”塔季扬娜点头，“但是为什么有人要跟踪你？你只是个普通女人，嫁了个消防员，在针织厂做临时工。这说不通。”

除非我不普通。除非我的过去不普通。安娜想。

“我不知道。”她说。

塔季扬娜握住她的手。“听着，安娜。基辅不是犯罪城市，但也不是天堂。也许他只是个变态，喜欢跟踪看起来脆弱的女人。也许他看你亚裔长相，觉得你孤立无援。”她握紧安娜的手，“但你不是孤立无援。你有瓦西里，有我。我们会保护你。”

安娜感到眼眶发热。“谢谢你，塔尼娅。”

“谢什么？我们是姐妹。”塔季扬娜笑了，“记得吗？十四岁那年，那个大块头男孩叫你‘黄脸婆’，我把他的头按在白菜汤里。如果现在有人敢惹你，我还能做同样的事——虽然我的关节有点疼了。”

安娜笑了，真正的笑。塔季扬娜总是有这个本事，用最朴实的方式让她振作起来。

瓦西里端着茶盘回来，上面有三杯茶和切好的蛋糕。“聊什么这么开心？”

“聊我们小时候的英勇事迹。”塔季扬娜说，眨了眨眼，“有些故事你还没听过呢，消防员同志。”

他们喝茶，吃蛋糕，聊着日常琐事。塔季扬娜说起百货商店的趣闻：有个女人试图把活鸡藏在裙子里偷走，结果鸡叫了；有个男人买下了所有进口的意大利皮鞋，说要“感受资本主义的舒适”；还有她那个在切尔诺贝利工作的表哥，最近抱怨说加班太多，但工资确实可观。

“切尔诺贝利，”安娜重复这个词，心里有什么东西被触动了，“你表哥还在那里？”

“是啊。他说四号反应堆马上就要正式运行了，下个月有盛大的庆祝仪式。”塔季扬娜咬了一口蛋糕，“他还开玩笑说，如果出事了，他跑得比谁都快。”

瓦西里笑了。“核电站能出什么事？那么多安全系统。”

“我表哥说有六层安全系统。他说即使操作员睡着了，反应堆也会自己关闭。”塔季扬娜耸耸肩，“不过谁知道呢。反正我们只需要电灯能亮就行。”

安娜没有说话。她想起了图书馆里那些书，那些关于RBMK反应堆设计的章节，那些关于“正空泡系数”和“低功率不稳定”的警告。她想起了梦里蓝光笼罩的基辅街道。

“安娜？”瓦西里注意到她的走神。

“没事。”她说，“只是……蛋糕很好吃。”

塔季扬娜离开后，瓦西里去厨房洗碗。安娜坐在沙发上，试图阅读一本小说，但文字在眼前模糊成一片。她的思绪飘向那个灰色眼睛的男人，飘向切尔诺贝利，飘向她自己未知的过去。

突然，她做出了一个决定。

她走进卧室，关上门，从书架最上层抽出那本《高中物理习题集》。信封还在那里，夹在书页之间。她取出信纸，再次看着那三行字：

他们知道你还活着。

小心穿制服的人。

记住你是谁。

如果那个男人在跟踪她，那么“他们”可能真的知道了。如果“他们”知道了，那么警告是真的。

但她需要更多信息。她需要知道“他们”是谁，为什么找她，她的过去到底是什么。

而只有一个地方可能还有线索——如果线索还存在的话。

基辅第三儿童收容所。现在改名为“基辅第三儿童福利院”，还在运营。她的档案应该还在那里，至少部分在。

她可以去那里，以“寻找童年记忆”的名义询问。很多人成年后会回到孤儿院，想知道自己的根。这不罕见。

但风险是：如果那里有人被警告要留意询问过去的亚裔女性怎么办？如果那个灰色眼睛的男人已经去过那里怎么办？

她需要谨慎。非常谨慎。

星期一早晨，瓦西里坚持送她去针织厂。

“我下午三点来接你，”他在厂门口说，“不要一个人离开，等我。如果那个男人出现，立刻告诉工头，然后给我消防队打电话。”

“你太担心了。”安娜说，但心里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