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理由担心。”瓦西里吻了吻她的额头，“你是我的妻子。保护你是我的责任。”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安娜感到一阵复杂的情绪：爱，感激，还有因隐瞒而产生的内疚。

那天的工作很枯燥：检查三百件儿童毛衣，缝上标签。重复的动作让她的思绪可以自由漫游。她计划着如何去儿童福利院，该问什么问题，如何不引起怀疑。

午休时，她坐在休息室，小口喝着自带的茶。几个女工在聊天，话题是即将到来的五一劳动节游行。

“我女儿被选去举旗了，”一个年长的女工骄傲地说，“她练习了一个月，胳膊都酸了。”

“游行后有什么安排？”另一个人问。

“照常工作。不过晚上可能有庆祝活动，如果工厂组织的话。”

“我听说今年特别盛大，因为切尔诺贝利四号机组要投入运行，算是双重庆祝。”

安娜的耳朵竖了起来。

“切尔诺贝利和五一节有什么关系？”有人问。

“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啊。”第一个女工说，“核电站提供电力，游行展示团结。我表哥在宣传部，他说会有大人物去切尔诺贝利剪彩，然后来基辅参加游行。”

“哪个大人物？”

“不知道。可能是莫斯科来的。”

安娜放下茶杯。切尔诺贝利，又是切尔诺贝利。这个词像一只讨厌的苍蝇，在她生活的每个角落嗡嗡作响。

下午两点，她完成了工作，提前出来等瓦西里。针织厂门口有个小长椅，她坐在那里，看着街道上的行人车辆。

然后她看到了他。

灰色大衣。灰色眼睛。他站在街对面的一家书店门口，这次没有假装做什么。他只是站着，看着她。

距离比在公园时更近，只有十米左右，隔着一条不宽的街道。安娜能清楚地看到他的表情：平静，专注，评估性。他的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姿态放松但警觉。

这一次，安娜没有移开视线，也没有表现出恐惧。她只是回望着他，面无表情。

他们在来往的车流中对视了整整一分钟。然后，男人做了件出乎意料的事。

他微微点了点头——不是之前那种确认的点头，这次更像是打招呼——然后转身走进了书店。

安娜坐在长椅上，心脏狂跳。他为什么要打招呼？这是什么意思？是挑衅？还是某种……认可？

几分钟后，瓦西里的消防队吉普车停在了路边。他下车，走到她面前。

“等很久了吗？”他问。

“没有。”安娜站起来，“我们回家吧。”

上车后，瓦西里注意到她的沉默。“怎么了？工作不顺？”

“不，工作很好。”安娜看着窗外掠过的街道，“只是累了。”

她没有告诉他那个男人又出现了。因为如果她说了，瓦西里可能会采取更极端的措施：请假全天陪她，甚至真的去报警。而她需要一点自由活动的空间，去儿童福利院调查。

谎言让她感到恶心，但她告诉自己这是必要的。为了保护他，也为了保护自己。

星期二，她实施了计划。

早晨，她告诉瓦西里她要去图书馆。“我想找一些关于儿童心理发展的书，”她说，“也许能帮助我理解……我的童年。”

这个理由听起来合理。瓦西里点点头。“我送你去。”

“不用，图书馆很近，而且白天很安全。”她说，“你下午三点来接我就好。”

他犹豫了一下，但同意了。“好吧。但如果有任何不对劲，立刻离开，给我打电话。”

图书馆在儿童福利院的相反方向。安娜先去了图书馆，在里面待了半个小时，翻阅了几本无关的书。然后她从侧门离开，绕路走向福利院。

基辅第三儿童福利院位于城市西北部，一栋老旧的黄色三层建筑，周围有高高的铁栅栏。院子里的游乐设施已经生锈，秋千的链条发出吱呀的声音。几个孩子在沙坑里玩耍，穿着统一的灰色外套，由一个中年女人看管着。

安娜站在大门外，心跳很快。她上一次在这里是二十多年前，被送来的时候。她不记得那时的情景，但看着这栋建筑，她感到一种奇怪的熟悉感，混合着不安和悲伤。

她深吸一口气，推开了大门。

接待处在前厅，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女人坐在桌子后面，正在打字。她抬起头，透过眼镜看着安娜。

“日安。有什么事吗？”

“日安。”安娜说，努力让声音平稳，“我想……咨询一些档案。我小时候在这里住过，现在想了解一些信息。”

女人打量着她，目光在她的亚裔面孔上停留了片刻。“什么时候？”

“1964年底到1966年。然后我转到了第二孤儿院。”

“名字？”

“安娜·科瓦尔。但那是后来给的名字。我来的时候……没有名字。”

女人站起来。“我需要请示主任。请等一下。”

她走进后面的办公室。安娜站在原地，环顾四周。墙壁上贴着儿童画：向日葵，房子，笑脸太阳。角落里有一个展示柜，里面是各种奖杯和证书——“最佳卫生集体”、“劳动教育模范单位”。一切都显得那么正常，那么官方。

几分钟后，女人和一个六十岁左右、头发花白的男人一起出来了。男人穿着朴素的灰色西装，表情严肃。

“我是福利院主任，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他说，“你说你曾是这里的儿童？”

“是的。1964年12月来的。”

“有什么能证明你的身份？”

安娜出示了身份证。主任仔细看了看，又看了看她的脸。“档案只对本人开放，而且需要正当理由。你的理由是什么？”

“我想知道我的来历。”安娜说，这是真话，“我有家庭了，想了解自己的根。”

主任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评估她。“跟我来。”

他带她走过一条昏暗的走廊，来到一个房间，里面是成排的档案柜。空气中弥漫着灰尘和旧纸张的味道。主任打开一个柜子，翻找了一会儿，抽出一个薄薄的文件夹。

“科瓦尔，安娜·伊万诺夫娜。”他念道，把文件夹放在桌子上，“1964年12月14日接收。火车站民警送来。亚裔外貌，约4岁。无法说明身份。随身物品：褐色外套一件，红色针织帽一顶，无其他物品。”

这些她都知道。从报纸上看到的。

“就这些？”安娜问。

“接收后记录：健康状况良好，无疾病。1965年1月分配至‘小星星’幼儿组。1965年6月，智商测试显示‘显著高于同龄人’。”主任翻过一页，“1966年3月，因‘表现优异’转入第二孤儿院接受更好教育。档案到此结束。”

安娜看着那些泛黄的纸张，上面是用打字机敲出的工整字迹。她的整个童年，被压缩成几行冰冷的描述。

“没有关于我……从哪里来的信息吗？”

“没有。”主任合上文件夹，“那个年代，很多孩子就这样来了。战争结束不到二十年，国家还在重建。有些人失去了家人，有些人被遗弃。我们给她们新生活，新身份。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但我是亚裔。”安娜轻声说，“这不常见。没有人问过吗？”

主任看着她，灰色的眼睛（为什么又是灰色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什么——是同情？还是警惕？

“问过。”他说，“但答案总是相同的：可能是远东来的劳工家庭的孩子，父母回国了，或者出了意外。这种事发生过。你不是唯一一个。”

“有其他像我这样的孩子吗？”

“有几个。越南留学生和当地人的孩子，少数朝鲜族移民的孩子。”他停顿了一下，“但你是唯一一个……纯粹的东亚长相，却没有任何背景信息的孩子。”

纯粹的东亚长相。这个描述让她感到一阵寒意。

“我能看看当时接收我的民警的报告吗？”她问。

主任摇头。“那是警方档案，不在这里。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了，可能已经销毁了。”他站起来，表示谈话结束，“我能提供的就这些，科瓦尔同志。你现在有了自己的生活，有了家庭。有时候，过去最好就让它过去。”

他在暗示什么吗？还是只是普通的建议？

安娜也站起来。“谢谢您的时间。”

“不客气。”主任送她到门口，“祝你生活幸福。”

走出福利院，四月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安娜站在门口，感到一阵空虚。她得到了什么？几乎没有。褐色外套，红色针织帽。这些她已经知道了。

她开始沿着街道慢慢走，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也许可以去公安局询问，但那里需要正式申请，而且她没有一个好的理由。也许可以……

突然，她感觉到有人在她身后。

不是那种模糊的感觉，而是清晰的、有节奏的脚步声。保持着固定距离，不靠近，也不远离。

她不敢回头。她加快脚步，脚步声也加快了。她转弯，脚步声也跟着转弯。

心脏在胸腔里狂跳。她看到前面有个小市场，摊贩在卖蔬菜水果。她朝那里走去，希望人多能提供掩护。

就在她快要走到市场时，一只手轻轻搭在了她的肩膀上。

安娜僵住了。

“安娜·伊万诺夫娜。”一个男人的声音说，平静，低沉，带着轻微的莫斯科口音。

她慢慢转过身。

灰色眼睛的男人站在她面前。距离很近，她能闻到他身上的味道——不是古龙水，而是一种干净的、无特征的气味，像新洗过的衬衫。他的脸上没有表情，但眼睛锐利得像手术刀。

“我们得谈谈。”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