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只搭在她肩膀上的手很轻，但安娜感觉像被电流击中。她猛地后退一步，肩膀挣脱出来，呼吸急促。

“你是谁？”她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警惕。

灰色眼睛的男人收回手，插回大衣口袋。他的姿态放松，但那双眼睛锁定着她，像实验室技术人员观察标本。

“一个知道你最近收到匿名信的人。”他的声音平静得像在陈述天气，“也知道你昨天去了第三儿童福利院。我们可以在这里谈，或者找个更安静的地方。”

安娜的心脏狂跳起来。他知道。他什么都知道。

“你是谁？”她再次问，声音更紧。

“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索科洛夫。我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他从内袋掏出证件，快速出示后又收起，“但今天我不是以官方身份找你。这是个……非正式谈话。”

克格勃。这个词像冰块滑入胃里。

“如果你要逮捕我——”

“如果要逮捕你，你现在已经在车里了。”列昂尼德打断她，嘴角有丝几乎看不见的弧度，“我说了，非正式谈话。请。”

他做了个手势，指向不远处的小公园。安娜犹豫了两秒，跟着他走去。逃跑没有意义——如果他真是克格勃，她无处可逃。

公园里的长椅旁有棵开花的苹果树，花瓣飘落在空着的座位上。列昂尼德没有马上坐下，而是用手帕擦了擦长椅——一个奇怪而讲究的动作。

“请坐。”

安娜坐下，他坐在另一端，两人之间隔着一米距离。

“你收到了一封信。”列昂尼德开门见山，从大衣内袋取出一张照片，递给她，“三句话，打印的。‘他们知道你还活着。小心穿制服的人。记住你是谁。’”

照片清晰显示出她藏在书里的那封信，拍摄角度显示是从正上方拍的。

“你们进了我的家。”安娜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

“没有。”列昂尼德摇头，“但你的邮箱锁坏了。老旧建筑的常见问题。我们的人在信件投递后检查了内容——标准程序。”

他收起照片，动作从容得像在整理文件。

“谁寄的？”安娜问。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科瓦连科，退休邮递员，六十二岁，住在基辅旧城区。他哥哥伊万·科瓦连科曾是你父母在莫斯科工作时的实验室技术员。”列昂尼德停顿了一下，“伊万于1982年去世。尼古拉上周寄出这封信，显然是他哥哥临终前交代了什么。”

安娜消化着这些信息。父母。莫斯科。实验室技术员。

“我父母是谁？”她问，声音突然变得很小。

列昂尼德沉默了几秒，灰色眼睛评估着她的反应。“林涛和苏梅。中国学者，1960年在莫斯科参与科研合作项目。1964年，他们试图返回中国时死于火车事故，孩子据称一同身亡。”

“据称？”

“遗体难以辨认。”列昂尼德简单地说，“但有些矛盾点。伊万·科瓦连科在事故后立即申请调到基辅——这引起了注意。而你，安娜·伊万诺夫娜，同年同月出现在基辅火车站，年龄吻合，外貌吻合。”

花瓣继续飘落，一片落在安娜膝上。她盯着那片粉白色，无法思考。

“那么我是……”

“可能是那个被认为死亡的孩子。”列昂尼德说，“也可能不是。这就是问题所在。”

“什么问题？”

“你的父母参与的项目……性质特殊。”他选择着措辞，“涉及辐射生物学研究。项目代号‘光谱’。你母亲怀孕期间曾接触过实验性辐射源——意外事故，但记录在案。”

安娜感到嘴里又出现了那种金属味。辐射。她的噩梦。蓝光。

“那封信说‘他们知道你还活着’。”她低声说，“‘他们’是谁？你？”

“如果‘他们’指国家安全部门，那么是的，我们知道你的存在——现在知道了。”列昂尼德说，“但更重要的是，为什么现在有人提醒你？尼古拉·科瓦连科为什么等了二十二年才寄这封信？”

安娜抬头看他。“你说为什么？”

“因为最近有档案被重新审查。”列昂尼德的声音依然平静，但安娜听出了一丝不同——不是威胁，而是某种警告，“一些旧项目被重新评估。包括‘光谱’项目。有人开始询问当年的事情。”

“而你负责这个调查。”

“我负责评估。”他纠正道，“判断相关人员是否构成国家安全风险。而你，安娜·伊万诺夫娜，是需要评估的对象之一。”

“我是风险吗？”安娜问，直视着他的灰色眼睛。

列昂尼德与她对视了几秒，然后移开视线，看向飘落的花瓣。

“目前评估：低风险。你过着普通生活，无异常活动记录。但你有高智商和特殊背景——这两者结合可能变得不稳定。”他转回头看她，“特别是如果你开始挖掘过去，或者……出现某些异常现象。”

“什么异常现象？”

列昂尼德没有直接回答。他从口袋里掏出烟盒和打火机，但看了看安娜，又把烟盒放了回去——一个体贴的举动，如果这场景不是如此诡异的话。

“你小时候的医疗记录显示，你比同龄人早熟，学习能力极强。孤儿院老师报告你有‘非凡的记忆力和理解力’。但这些都在正常范围内——天才儿童，仅此而已。”他顿了顿，“然而，‘光谱’项目的档案暗示，某些辐射暴露可能产生……长期神经学效应。”

“比如？”

“增强的认知能力。异常的直觉。或者……”他停住了。

“或者什么？”

“非典型的感知现象。”列昂尼德最终说，语气谨慎，“比如重复的、高度真实的梦境。对某些刺激的异常生理反应。”

安娜的呼吸几乎停止了。他在说她的噩梦。他在说她对切尔诺贝利这个词的反应。他在说嘴里的金属味。

“你为什么会认为我有这些？”她努力让声音平稳。

“因为我们监听你家电话一周了。”列昂尼德坦率地说，这种坦率本身令人恐惧，“听到你和你朋友塔季扬娜的对话，提到噩梦。听到你和丈夫谈论你最近的情绪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