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居白金汉宫后，埃芙琳的“教育问题”被正式提上议程。传统的路径清晰可见：聘请几位杰出的家庭教师，学习历史、文学、语言（法语、德语是必须）、音乐、绘画，或许再加点舞蹈和礼仪，直到成年后进入社交界，履行一些象征性的王室职责，然后等待一桩门当户对的婚姻。

但埃芙琳平静地提出了异议。

那是一个家庭会议，参与者有国王、王后（母亲在名义上仍是王后，尽管她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别处）、王室事务主管，以及埃芙琳自己。贝丝也被允许旁听，她紧紧挨着姐姐坐着。

“父亲，母亲，”埃芙琳的声音清晰而礼貌，但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我理解传统的安排。但我认为，在这个时代，王室成员，尤其是女性成员，需要更深入、更广阔地理解我们的国家和世界正在经历什么。”

国王看着她，眼神中有探究：“你的意思是？”

“我希望能够有机会，在合适的指导下，在牛津大学听课。”她的话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王室事务主管倒吸了一口冷气。

“公主殿下，这……这没有先例！年轻女士，尤其是王室成员，公开在大学课堂出现……”

“不是以注册学生的身份，”埃芙琳早有准备，“我可以作为‘特殊旁听生’，由大学指定的导师私下指导，选择性地旁听一些讲座和研讨会。不需要学位，不参加考试。这只是一种……深度阅读和思考的延伸。”她顿了顿，目光扫过父母，“而且，这可以向公众传递一个信号：温莎家族重视知识，重视与这个国家思想前沿的接触。在这样一个变化的时代，这或许不是坏事。”

王后（母亲）看着女儿，那双蓝眼睛里闪烁着复杂的光芒——有惊讶，有骄傲，或许还有一丝她自己未能实现的、对更广阔天地的渴望的共鸣。国王则陷入了沉思。他知道这个长女的特别，知道她在家庭危机中表现出的远超年龄的沉稳与智慧。他也隐约感到，传统的教育或许真的无法满足她那深邃的好奇心。

“你想学什么？”国王最终问道。

“一切。”埃芙琳的回答简洁而有力，“哲学，了解人们如何思考世界和自身；经济学，理解国家运转的脉络和普通人的生计；历史，不仅是王室的编年史，更是社会变迁的动力；科学，特别是新兴的领域，它们正在改变战争与和平的方式。还有文学、艺术……我想理解驱动这个时代的‘思想引擎’。”

会议的结果是妥协的，但胜利的天平倾向了埃芙琳。她将保留大部分传统课程（由顶尖的家庭教师私下授课），但同时，王室与牛津大学达成了一项极为低调的协议。从1937年秋天开始，每隔一两周，一辆不起眼的汽车会载着埃芙琳和一位陪伴女官（通常是思想开明、守口如瓶的路易丝，她已晋升为埃芙琳的贴身侍女）前往牛津。她使用的名字是“E·温莎小姐”，身份是某位不存在的贵族远亲。只有极少数学院院长和指定的导师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于是，在牛津古老的石砌回廊间，在充满灰尘和智慧气息的图书馆角落里，在那些激烈的、关于存在主义、凯恩斯经济学、逻辑实证主义或粒子物理的讨论边缘，多了一位安静聆听的少女。她总是坐在不引人注目的位置，穿着朴素但质地优良的衣裙，深褐色的眼睛像最敏锐的摄影机，记录着一切。

她的第一位固定导师是莫里斯·鲍拉，一位才华横溢的古典学者，后来成为不列颠科学院院长。他最初对这个“特殊安排”感到别扭，但很快被埃芙琳的求知欲和惊人的领悟力所折服。他们每周在鲍拉凌乱的书房里会面一次，讨论的不是枯燥的语法，而是古希腊悲剧中的人性与命运，罗马帝国衰亡的政治隐喻，以及这些古典智慧如何映照当下的欧洲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