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莎小姐，”一次讨论后，鲍拉擦拭着他的眼镜，难以置信地说，“你解读《安提戈涅》中公民责任与家族伦理冲突的角度，让我想起一些最优秀的博士生。你从哪里获得这些洞察？”

埃芙琳只是微微一笑：“从观察生活，鲍拉先生。有时候，最古老的戏剧，上演着最当下的剧本。”

她穿梭于不同的思想领地。在哲学茶会上，她聆听以赛亚·柏林阐述自由的概念，她那平静的提问——“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边界，在战时配给制下是否发生了位移？”——让柏林挑眉，继而陷入认真的思考。在经济学研讨班的后排，她试图理解凯恩斯那本刚刚出版、艰深无比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的核心思想，并在心里默默比对这与她记忆中现代经济政策的异同。她甚至设法接触到了早期在牛津进行的、与“计算”相关的研究，虽然那些关于逻辑电路和图灵机的讨论对她而言如同天书，但她记住了那些研究者眼中燃烧的、仿佛在塑造未来的光芒。

这些知识并非孤立的。埃芙琳有一种天赋，她能将这些抽象的学说与她从报纸上读到的新闻、从父亲偶尔透露的只言片语、从宫廷内外感受到的情绪波动联系起来。她开始理解，为什么希勒的崛起有其社会经济根源；为什么大萧条留下的创伤仍在影响英国的政治选择；为什么科技进步（如无线电、雷达）正在重塑战争乃至社会本身。

然而，牛津给予她的不仅是知识，更是一个观察“人”的绝佳窗口。她看到了学术象牙塔里的理想主义，也看到了与现实权力的微妙勾结；看到了左翼学生为工人权益呐喊的热情，也看到了古老学院制度下根深蒂固的阶级藩篱。她开始有意识地练习一种能力：不带预设地倾听不同立场的声音，理解其背后的逻辑与情感诉求。

她与一位出身矿工家庭、靠奖学金读历史的激进学生讨论过苏格兰矿工的生存状况；她倾听过一位印度裔学生平静而愤怒地讲述殖民统治下的不公；她甚至与一位年轻的、信仰共产主义的诗人争论过艺术是否应该为政治服务。在这些交谈中，她从不暴露身份，只以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年轻女士”的形象出现。她提问多于陈述，倾听多于评判。慢慢地，她赢得了一些人的信任，他们愿意对这个沉静而善思的“E小姐”敞开心扉，分享他们真实的想法、希望与恐惧。

“你像个海绵，埃芙琳，”一次从牛津返回的车上，路易丝忍不住说，“吸收一切，却从不显得杂乱。你把它们都放在哪里了？”

埃芙琳望着窗外飞逝的田园景色，轻声回答：“放在一个更大的图景里，路易丝。每一个声音，每一个思想，都是这幅图景上的一小块拼图。我在试着看到整幅画面。”

这幅“更大的图景”在1939年9月变得无比清晰，也无比黑暗。战争的阴云终于化为倾盆暴雨。对德宣战的消息传来时，埃芙琳正在牛津听一场关于欧洲外交史的讲座。讲座戛然而止，教授沉默片刻，摘下眼镜，用沉重的声音说：“女士们，先生们，历史正在我们眼前被书写，以一种我们最不愿看到的方式。”

回到白金汉宫，气氛凝重得像铅块。父亲的声音通过无线电传遍全国，虽然仍有停顿，却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坚定力量。贝丝已经十三岁，她抓着姐姐的手，脸色苍白：“会发生什么，埃芙琳？会很可怕吗？”

埃芙琳揽住妹妹的肩膀，感觉到她轻微的颤抖。她想起了西幻世界战前的紧张，古埃及边境冲突前的筹备。但这一次，战争将完全不同。这是工业时代的总体战，将吞噬整个社会。

“会很艰难，贝丝，”她诚实地回答，“非常艰难。但记住我们说过的话：我们的责任是做好自己，成为支柱。爸爸需要他的人民看到希望，而王室，必须是这希望的一部分。”

战争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也改变了埃芙琳的“学业”。牛津的行程变得危险而不便，但她求知的网络并未中断，反而以新的方式扩展、深入。战争，成了她最残酷也最真实的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