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荣统率大军凯旋归京，汴梁城外，百姓夹道相迎，沿街鼓乐喧天，旌旗蔽日，一派天下归心的气象。

还朝之后，这位郭荣未作片刻休整，即刻召集群臣，督促众人继续加紧推行新政，一派厉兵秣马、革故鼎新的势头。

显德五年七月，宰相范质、王溥联名上疏，奏报新定刑律编纂完成，定名《大周刑统》。郭荣亲执朱笔，逐字批注，力求简明易懂、便于颁行，随后明诏天下，昭告万民。

这部法典的推行，终结了唐末以来律法纷乱、量刑无据的局面，朝野肃然，市井人心渐安。

接着便是 “抑兼并、均田租”。在牺牲少数权贵利益以安抚万民，与牺牲天下苍生以肥私门之间，郭荣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这是他治国的根基，也是他坐稳江山的底气。

他下令裁抑勋贵豪强的特权，废除世家大族世袭免税的旧例，特设 “苗使” 一职，专司巡行全国，督察均税事宜。

十月，朝廷正式遣散骑常侍艾颖等三十四人，分行诸州，督办均定田租之事。即便是历代享有优渥待遇、被奉为圣裔的孔氏一族，也一并被削去特权，与天下百姓一体纳税，无有例外。

朝廷随即大举丈量天下田亩，严查豪强隐田漏税之举，将所有私藏地亩悉数登入版籍，归入朝廷管控。此举一来充实了国库，二来切实减轻了贫民的赋税负担，天下百姓渐感其恩，民心愈发稳固。

紧接着，郭荣着手收揽藩镇财权，下旨令天下州县的粮草赋税，一律由朝廷统一征调、统筹支配，切断藩镇割据自擅的经济根基，将地方财权牢牢握在手中，试图解决唐朝中期以来藩镇尾大不掉的势头。

与此同时，疏浚汴河、惠民河等漕运水道的工程同步启动，郭荣征调民夫与军士协同劳作，这项工程既可以打通江南粮运入京的要道，又可以疏浚沿途农田灌溉水系。

桩桩新政次第落地，成效渐显，朝中正直之士纷纷称颂，而那些被削去特权的勋贵豪强却暗自惴惴。

而此番南征的大功臣，眼下正得郭荣倚重的赵匡胤，心境却愈发沉郁。

赵匡胤天生警觉，对帝王心术有着敏锐的洞察，而如今，他已然嗅到了危险的气息，甚至隐约望见了自己未来的结局。

赵匡胤的崛起，始于郭荣继位之初的高平之战。彼时，后周大将樊爱能等人临阵脱逃，前军顷刻溃乱，战局危在旦夕。

千钧一发之际，郭荣亲冒矢石，率先冲锋，赵匡胤与张永德紧随其后，率部死战，拼死稳住阵脚，击退敌军。

此役之后，李重进因受樊爱能兵败牵连，回京后被明升暗降，调离中枢要地，侍卫亲军司的权势自此骤衰。而殿前司则趁机崛起，张永德凭借战功与郭荣的信任，成为禁军事实上的一把手。

经张永德极力举荐，赵匡胤得以参与禁军整编，凭借过人的胆识与能力，一步步升至殿前司第二高位。如今的禁军之中，半数以上的将领，皆出自他的一手拔擢，根基日渐深厚。

可赵匡胤看得透彻，郭荣的用人之术，从来都是“用而防之”。

依帝王一贯的布局，张永德这禁军之首的位置，已然坐了两年有余，如今早已摇摇欲坠，郭荣绝不会允许任何人在这个关键位置上坐得太久，更不会容忍任何人拥有足以威胁皇权的势力。

他自己当初之所以能被郭荣破格信任、委以重任，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资历尚浅、无党无朋、易于驾驭。

可时至今日，他权势日重，羽翼渐成，在郭荣眼中，已然与昔日的李重进、张永德之流别无二致。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历史戏码，他已然看得一清二楚，自己的结局，似乎早已注定。

赵匡胤甚至能断定，此番随驾平定淮南、统领水军且屡受擢用的王审琦，便是郭荣埋下的一颗棋子，意在将来逐步取代自己，分化他在禁军中的势力。

屋漏偏逢连夜雨，宫中传来消息，宰相王朴已在御前直言进谏，力劝郭荣警惕禁军权重之患。尤其点出，禁军将校多由赵匡胤一手选拔，且他与李继勋、王审琦等人结为义社兄弟，往来甚密、盘根错节，已然形成一股不容小觑的势力，长此以往，必生祸端。

君恩渐疏，宰相侧目，兵权旁落的征兆已然显现。

赵匡胤立于汴梁的秋风之中，衣袂翻飞，神色沉凝，这是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到，一把无形的利刃已悬在头顶，寒光凛冽，不知何时便会轰然落下，将他多年的经营与抱负，一并斩碎。

朝堂诸事次第理顺，郭荣的目光从朝堂落回了宫闱之内。

皇后符氏薨逝之后，后宫久无主位，他身边，也始终缺少一个能解他烦忧、懂他心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