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九年冬，林石接到一个紧急任务。
老赵把他叫去的时候，天正下着雪。雪花从门缝里挤进来，落在泥地上，一会儿就化成一滩水，跟谁在那哭过似的。屋里烧着炭盆，炭火红红的，噼啪响，热气烘得人脸上发烫，背上却还凉飕飕的——门缝里漏进来的风，刀子似的，专往人后脖颈子里钻，钻进去就不肯出来。
老赵指着桌上那张地图，手指头点在一个地方。那地方叫天目山，画着一个小圈圈，圈圈外面全是密密麻麻的线——封锁线，公路线，铁路线，一条一条，像蜘蛛网，像人身上长了癞痢，一圈一圈往外烂。
“这条路，”老赵说，“你走过几次，熟悉。特派员的安全，交给你了。”
林石看着地图，点点头。
地图是手绘的，边角都磨破了，有的地方让汗水洇得模糊，黄一块白一块的。有的地方打着补丁——真是补丁，用布头糊上去的，把原来画错的地方盖住，重新画。他认出这条路，走过三回，每一回都像是在鬼门关上跳舞，跳完了还得笑着回来。
老赵抬起头，看着他。老赵的眼睛里有红血丝，眼窝子发青，胡子拉碴，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道一道，深得能夹死蚊子。他盯着林石看了好一会儿，才说：“这一路上凶险万分，你要有心理准备。”
林石还是点头。
他没说话。说什么呢？说“我不怕”？那是假的。谁不怕死？他怕。怕得要命。怕再也看不见上海那个破教堂，怕再也吃不着老山东的馄饨，怕再也见不着那个人叼着烟靠在门框上看他的样子。可任务就是任务，组织上交给你的，就得去办。他爹小时候教过他，男人家，答应了的事，跪着也得办完，办不完就死在半道上，那也是命。
老赵拍了拍他的肩，手掌厚实，沉甸甸的，像压了块石头。然后他转身走了，棉鞋踩在雪地上，咯吱咯吱响，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深得快把鞋帮子淹没了。
林石站在屋里，看着那串脚印，看了很久。雪花从门缝里挤进来，落在他肩上，凉丝丝的，一会儿就化了。
回到住处，他把那个铁盒子拿出来。
铁盒子是缴获的日本货，装饼干的，方方正正，边角磕掉了漆，露出里头的白铁皮，灰扑扑的。他打开盖子，里面是满满一盒信——树叶上的，竹片上的，皱巴巴的纸上的。满满当当，塞得都快合不上盖了。
他一张一张看。
树叶已经黄了，干了，一碰就簌簌响，像要碎了。竹片上的字是用小刀刻的，歪歪扭扭，深浅不一，有的刻得太浅，都快看不清了。纸上的字是铅笔写的，有的模糊了，看不太清，让汗洇过，让雨淋过，字迹晕开，像一朵朵灰色的小花。
“今天学会了埋地雷。如果你在，肯定会说‘傻子，埋那么浅，一踩就炸自己’。”
这张写在桑叶上，叶子黄了，边上卷起来，可字还认得清。他想起那人说话的样子，叼着烟，眯着眼，嘴角往上翘，又损他又疼他。
“今天教战士们唱《游击队之歌》。他们唱得真难听，可唱得真响。我想起你，你抽烟的时候，会不会也哼两句？”
这张写在竹片上，用小刀刻的，一笔一划，刻得他手指头疼。那天晚上他坐在篝火边，一边刻一边想，那个人现在在干什么？是不是也在看火？是不是也想他？
“今天下雨了。山里的雨真大，打得屋顶砰砰响。我想起上海那个雨夜，想起那个教堂。你……还好吗？”
这张写在纸上，是缴获的日本信纸，抬头上还有“军事机密”四个字，让他拿来写信了。那天晚上雨打屋顶，砰砰砰，像有人在敲门。他抱着这张纸，想了很久，才写下这几个字。写完了，又觉得傻，那个人怎么看得见？可他还是写了，还是收着了。
“今天杀了第一个鬼子。他很年轻，死的时候眼睛还睁着。我对他说：‘因为你侵略我的国家。’然后我哭了。你在就好了。”
这张写在桦树皮上，白白的，薄薄的，像一层纸。那天他哭了很久，哭完了又觉得自己没出息。可那人要是在，肯定会说，傻子，哭什么哭，杀得好。那人说话总是这么损，可他听着就是暖和。
“今天负伤了。昏迷了三天三夜。梦里全是你。”
这张写在烟盒纸上，是从缴获的日本烟盒里拆出来的。烟盒是锡纸的，亮亮的，他拿小刀裁开，在上面写字。昏迷的时候，他梦见那个人站在码头上，冲他挥手，越走越远，他追啊追，追不上。醒过来的时候，枕头湿了一片。
他看了很久。看到最后一张的时候，手指头有点抖。他把信放回去，合上盖子，把盒子塞进背包里。盒子硌着后背，硬硬的，凉凉的。
他想，万一死了，这些信……也许能到那个人手里？也许不能。可总得带着。带着，就好像他也在身边似的。
二娃凑过来。二娃今年十六了，个子蹿了一截，但还是瘦，像根竹竿，风一吹就晃。他歪着脑袋，瞅着那个铁盒子，问：“林□□，你带这个干啥？”
林石说：“重要东西。”
“比命还重要？”
林石想了想。他想起了沈疏夜的脸，想起他叼着烟的样子，想起他说“我死不了”的样子，想起他站在码头上，越走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小黑点，被江风吹散了的样子。
他说：“对。”
二娃挠挠头，没再问。他帮林石把背包带子紧了紧，又往他手里塞了两个窝头，说：“路上吃。”窝头还是热的，热乎乎地贴着掌心。
林石接过窝头，看着二娃的脸。二娃的脸让风吹得皴了，两坨红，像涂了胭脂，红得发紫。眼睛亮亮的，像两颗黑豆，黑亮黑亮的。
“二娃，”林石说，“好好活着。”
二娃咧嘴笑了，露出两颗豁了的门牙，笑得很响：“那当然，俺还得等您回来教俺认字呢。”
林石点点头，转身走了。
雪还在下，落在他肩上，落在他头上，落在他背上那个铁盒子上，沙沙沙，像谁在说悄悄话，说了一路。
第二天一早，林石带着特派员出发了。
特派员姓周，四十来岁，个子不高，瘦瘦的，戴一副圆框眼镜，镜片厚得像瓶底，一圈一圈的。他穿着一件灰布棉袍，洗得发白，袖口磨出毛边，毛边整整齐齐的，像故意留的。走路不快，但从不叫累，走半天也不吭一声。
一路上，两人很少说话。
山路不好走，有的地方结了冰，滑溜溜的，像抹了油，一脚踩不稳就得摔，一摔就滑出老远。林石走在前头，一边走一边看，眼睛不敢闲着——前头有没有鬼子，两边有没有埋伏，后头有没有尾巴，都得盯着，盯得眼睛发酸。特派员跟在后头，不紧不慢，一步一步，踩在林石的脚印上，像踩着他的影子走，影子走多快他走多快。
走累了，就找个地方歇一会儿。坐在石头上，啃几口干粮，喝几口山泉水。泉水凉得牙疼，喝下去，从嗓子眼一路凉到胃里，凉得人打哆嗦。干粮是杂和面的，硬邦邦的，嚼得腮帮子酸。
偶尔特派员问几句。
“小林，你是哪里人？”
“上海。”
“上海哪个区？”
“法租界。”
“家里还有什么人？”
林石沉默了一会儿，说：“没人了。”
特派员点点头，不再问了。
他摘下眼镜，用棉袍的袖口擦了擦镜片。擦完，又戴上，眯着眼睛看远处的山。山是灰蒙蒙的，让雾气罩着，看不清轮廓，像蒙着一层纱。
林石看着他，忽然想起沈疏夜。那个人也爱眯着眼睛看远处，不知道在看什么。看江？看船？看那些膏药旗？还是看他也看不见的东西？
“特派员，”他问，“您有家吗？”
特派员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有点苦，像嚼了黄连，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
“有。一个女儿，六岁。我出来的时候，她拉着我的衣角不让走。她说，爸爸，你别走。我说，爸爸去打鬼子，打完就回来。”
他顿了顿，又说：“几年没回去，不知道还认不认得我。”
林石没说话。他看着远处的山，看着那些灰蒙蒙的雾气，忽然想，沈疏夜现在在干什么？是不是还在那个馄饨摊上等他？
他摸了摸怀里的铁盒子，冰凉的。
走了三天，到了第一道封锁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