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原绕到衙门后墙，翻身而入。

后院是知府内宅，三进院落，此时大多熄了灯，唯东厢一间屋子还亮着。李原伏在屋脊上，凝神细听。

屋内有两人低声交谈。

“……杨部堂催得急，月底前必须凑齐五万石粮。”是个中年人的声音，带着几分官腔，“可如今府库空虚，去岁秋涝，今春又旱，百姓都快揭不开锅了，哪来的余粮？”

“王同知，这话可不对。”另一个声音尖细些，听着像师爷，“百姓有没有余粮，那是百姓的事。咱们当官的，只问朝廷要多少，不问百姓有没有。杨部堂既然开口，便是天大的事也得办成。”

“可这……”王同知犹豫，“强征的话，万一激起民变……”

“民变？”师爷冷笑，“王同知，你当了这么多年官，还没明白？民变怕什么？调兵镇压便是。可要是得罪了杨部堂，你这顶乌纱帽，怕是要换个脑袋戴了。”

屋内沉默片刻。

王同知叹了口气：“那……那就按老法子办？让各县加征剿匪捐，每亩加收三斗。豪绅大户那边，也去打点打点，让他们自愿捐粮……”

“这就对了。”师爷笑道，“豪绅那边，我去说。至于百姓……三斗多了些，加两斗吧，总要给他们留条活路。”

“两斗……也够呛。”王同知声音更低，“不少农户家里，连种子粮都吃光了。再加征，怕是真要饿死人。”

“饿死就饿死。”师爷淡淡道，“这世道，哪天不死人？只要不死在衙门口，不死在杨部堂眼皮子底下，谁管他们？”

话音落，屋脊上李原的手指微微收紧。瓦片被他捏碎一角，碎屑簌簌落下。他及时松手，伏身不动。

屋内两人似有所觉，停了交谈。片刻，王同知推开窗，探头往外看了看。风声呼呼，院中空无一人。

他缩回头，嘟囔了句“风真大”，重又关上窗。

李原缓缓吐出一口气。

他悄无声息滑下屋脊，潜入西厢。那是府衙的书房、库房所在。依着在司礼监学到的官署格局，他很快找到账房。

账房门上挂着铜锁，李原指尖运力，在锁孔处轻轻一按，内劲透入，锁头崩断，锁无声开启。

他推门而入，只见屋内堆满卷宗账册。李原点燃火折，就着微光翻找。很快他找到一本《保定府明德十六年赈济收支总账》。

他翻开账册，一页页看去。

去岁秋涝，朝廷拨赈济银八万两。账上记载：府衙留存两万两办公费，各级官吏辛苦费一万五千两，打通关节打点费一万两，实际用于购粮赈灾的……只剩三万五千两。

而这三万五千两，购得的粮食本应够五万灾民吃三个月。可账上记载的粮食数目，却只有应得的一半。另一半……则是损耗了。

李原继续翻。又找到一本《保定府明德十六年田赋征收实录》。

去岁保定府夏税秋粮，应收粮四十万石。实际入库三十万石，欠收十万石。可这欠收的十万石，府衙并未上报朝廷减免，而是转嫁到百姓头上。去年春税，每亩加征一斗补欠粮。

一斗粮，对豪绅大户不算什么，可对已经断粮的灾民，便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李原合上账册，闭目片刻，再睁眼时，眸中已是一片冰寒。

他不再看账，转而寻找其他东西。他在寻找杨力寻的书信、兵部调令、边军往来的文书。很快，在一处暗格中，他找到一沓密信。

火漆封缄，落款处钤着“兵部大堂杨”的私印。

李原拆开一封，就着火折细看。信是写给保定兵备道张春的，言“宣府、大同两镇兵马，已分批次南下，月底前抵襄阳。沿途粮草、关防，须保定府全力配合。此事关乎国本，切莫懈怠”。

国本？李原冷笑。

调动边军，囤积火药，强征民粮，害得百姓家破人亡。这就是力寻口中的“国本”？

他又拆开几封，内容大同小异。唯有一封，是张春的回信，其中提到“保定府库空虚，粮草难筹。若强征，恐生民变。请部堂宽限时日，或拨银购粮”。

杨嗣昌的批复只有两个字：“速办”。

好一个速办！

李原将这些密信揣入怀中，又翻找其他证据。在另一处暗格，他找到一本名册，是《保定府捐输义民录》。

他翻开一看，哪里是什么义民，分明是保定府各级官吏、豪绅大户捐输的记录。捐的不是钱粮，是功劳——谁在征粮中出力最多，谁在镇压民变时手段最狠，谁在打通关节时人脉最广……皆记录在案，显然是准备日后论功行赏。

李原粗略翻了翻，捐输最多的，是本地豪绅陈百万，名下“捐粮”五千石。

可李原记得，前日路过陈家庄园，见其粮仓高大，围墙森严，门口还挂着“积善之家”的匾额，庄外却有灾民冻饿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