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的冬天，好像比往年来得更冷，也更让人心头发沉。天总是阴着，灰扑扑的云层低低地压着，难得见个太阳。西北风像小刀子，刮在脸上生疼。地早就冻得梆梆硬，没啥活计了，村里人都缩在屋里，守着火盆，有一搭没一搭地搓麻绳、纳鞋底，或者就着昏黄的油灯修补农具。空气里除了干冷，还弥漫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隐约的期待和焦躁，像冰层下涌动的暗流。大人们凑在一起，除了扯闲篇，说得最多的就是“不知道上面又有啥新精神”、“这日子啥时候能松快点”。

这天是十月底的一个傍晚，天已经黑透了。风在窗外呜呜地刮，吹得破窗户纸哗啦哗啦响。林家刚吃过晚饭，收拾了碗筷。堂屋里点着煤油灯，火苗被门缝钻进来的风吹得摇摇晃晃，在墙上投下巨大晃动的人影。王秀英在灯下缝补林向西磨破的棉袄袖子，针线穿过厚厚的棉布，发出“嗤、嗤”的轻响。林建国坐在炉子边，就着炉火的光亮，眯着眼用砂纸打磨一个木楔子。林向西在角落里摆弄他的木匠工具，擦拭上油。晚晚趴在炕桌边，就着灯光看三哥林向北上次带回来的旧杂志，里面有些图画，她看得入迷。赵红梅抱着刚满月不久、已经长开不少、白白胖胖的大侄子林栋，在屋里轻轻踱步，哼着不成调的催眠曲。小家伙吃饱了奶，在她怀里睡得正香，小嘴还不时咂摸一下。

林向北这个星期天没回来，说是学校有事情，要晚一天。家里好像就缺了点什么，有点过于安静了。

忽然，院墙外、村子中央那根高高的木头杆子上的大喇叭，“刺啦”一声响了起来，在寂静的冬夜里格外刺耳。接着，传来大队书记老李那熟悉又带着点不同寻常激动的声音：

“喂！喂！向阳大队全体社员同志们注意了！下面播送一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要消息！重复一遍，重要消息！”

这声音一下子把屋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晚晚抬起头，王秀英停下手里的针线，林建国也放下木楔子，侧耳倾听。连赵红梅怀里的孩子好像都感应到了什么，不安地扭动了一下。

喇叭里的声音换成了一个更加庄重、清晰的男中音，那是广播员的声音，字正腔圆，透过呼呼的风声，努力地传进每家每户：

“……根据中央决定，从今年起，恢复已经停止了十年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凡是符合招生条件的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均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

声音在寒冷的夜风中回荡，每一个字都像一颗投入冰面的石子，在林家堂屋里激起了巨大的涟漪。

“恢复高考？！”王秀英手里的针“啪”地掉在了地上，她猛地抬起头，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亮得惊人，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发颤。

林建国也直起了腰，脸上的皱纹仿佛都舒展开了一些，他紧紧盯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好像要确认自己没听错。

林向西也停下了擦工具的手，脸上露出惊讶和思索的神情。

晚晚虽然对“高考”、“招生”这些词的具体含义还不完全明白，但她知道“大学”，知道三哥在县一中努力学习，就是为了将来能“考大学”。她立刻意识到，这消息对三哥来说，是天大的事！她的心也跟着“怦怦”跳了起来。

广播还在继续，详细说明着报名条件、考试时间、科目等等。但屋里的人已经听不太进那些具体条款了，巨大的喜悦和希望像潮水一样淹没了他们。恢复高考！这意味着，像向北这样的农村孩子，又能通过读书、考试，凭自己的本事上大学，跳出“农门”，改变命运了！这是多少家庭盼了十年的事！

“他爹！你听见没？恢复高考了！向北有机会了！”王秀英的声音带着哭腔，是高兴的，是压抑了太久突然释放的激动。

“听见了，听见了！”林建国重重地点头，搓着手，在屋里转了小半圈，好像不知该怎么表达心里的高兴，“好啊！太好了！这回向北可赶上好时候了！”

“大哥，大嫂，这是大好事！向北学习那么好，准能考上！”林向西也兴奋地说。

赵红梅抱着孩子，脸上也满是笑容：“向北一直用功，这下可算有盼头了！”

一家人正沉浸在巨大的惊喜和议论中，院门外传来了急促的自行车铃声和脚步声，紧接着是“砰砰”的敲门声，伴随着林向北因为激动和一路猛骑而有些气喘、变了调的声音：“爹！娘！开门！是我！”

晚晚第一个跳下炕，趿拉着鞋跑去开门。门一开，一股冷风卷着林向北冲了进来。他头上、肩上落着一层白霜，眉毛睫毛都挂着细小的冰碴，脸冻得通红，但眼睛却亮得像两团火，在昏暗的灯光下灼灼燃烧。他手里还抓着自行车把，就这么直接推进了堂屋，也顾不上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