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的冬天，好像过得特别快，也特别慢。快，是因为复习的日子紧张得像是被谁在背后用鞭子抽着，一睁眼就是书本习题，一闭眼脑子里还在转着公式古文，一天天眨眼就过去了。慢，是因为盼着那个日子，数着指头算，总觉得十二月十号那天，遥遥无期，又好像近在眼前，让人心头发慌，手心冒汗。

终于，进了十二月。天冷得邪乎，地冻得硬邦邦，哈口气都能变成白雾。离考试还有三四天，家里的气氛就绷得像拉满了的弓弦。林向北的话更少了，眉头总是不自觉地蹙着，吃饭也吃得少，有时半夜还能听到他屋里传来轻微的翻书声和压抑的咳嗽。王秀英变着法儿给他做好吃的，鸡蛋是每天一个雷打不动，偶尔还能在面条里藏两片薄薄的肉。林建国和林向东、林向西在家说话都尽量压低声音，走路也放轻了脚步。连还不懂事的大侄子小栋，哭闹都少了些似的。晚晚的“小警卫”工作更是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耳朵像雷达，警惕着一切可能干扰三哥的声源，连院里麻雀叫得勤了，她都要皱着小眉头朝窗外瞪几眼。

考试前一天，十二月九号，是个星期六。学校不上课，但林向北还是按照自己的计划，做最后的梳理和放松。他不再看新的内容，只是翻着那些被翻得卷了边、写满密密麻麻笔记的课本和习题集，还有自己整理的重点、错题本。阳光透过干净的窗户纸，照在他清瘦但神色坚定的侧脸上，在书桌上投下长长的影子。空气里静得能听见炉火轻微的“噼啪”声和晚晚小心翼翼的呼吸声。

晚饭后，王秀英把全家召集到堂屋，开了个简短但郑重的“家庭会议”。

“明天，向北就要去考试了。”王秀英的声音很稳，但仔细听能听出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是紧张，也是期盼，“这是咱家的大事，也是向北一辈子的大事。咱们全家，都得给他鼓劲，做好后勤。”

林建国吧嗒着旱烟，没说话，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目光沉静地落在小儿子身上。

“爹，娘，明天我骑车送向北去县城。”林向东立刻说，“我路熟，车子也稳当。”

“我也去，我跟大哥一起，有个照应。”林向西也抢着说。

“不用都去，人多反而添乱。”林建国摆摆手，做了决定，“向东送就行，他稳重。向西你在家，该干啥干啥，别弄得动静太大。向北，”他看向小儿子，“今晚啥也别想了，早点睡，养足精神。东西都检查好，准考证、笔、尺子，别落下。明早你娘给你做点顺口的，吃了暖暖和和去考。”

林向北看着爹娘和哥哥们，喉咙有些发哽，用力点了点头：“嗯，我知道。爹，娘，大哥，二哥，让你们操心了。”

“一家人，说这干啥。”王秀英眼圈有点红，但强忍着，转身去给林向北准备明天要带的东西。一个军绿色旧挎包里，装好准考证、钢笔、两支削好的铅笔、橡皮、尺子、半刀草稿纸，还有用手绢包着的两个还温热的煮鸡蛋，一块娘自己烙的、加了点糖的饼子，一个灌满热水的军用水壶。每一样东西，她都检查了又检查，好像那些不是普通的文具吃食，而是能保佑儿子考中的法宝。

晚晚一直在旁边看着，小手不安地绞着衣角。她心里也充满了紧张和期盼，还有一点点说不清的难过。三哥明天就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县城对她来说已经很远了），参加一场很重要的、很难的考试，要好几天才能回来。她能做什么呢？她忽然想起自己那个“百宝箱”铁皮盒子。她悄悄跑回屋，打开盒子，里面是她攒了很久的、一直没舍得吃的几块水果糖。糖纸都皱巴巴了，但里面的糖块应该还是好的。她仔细挑出两块看起来最完整、糖纸最漂亮的，一块是橘子味的，一块是苹果味的，紧紧攥在手心里。

她走到正在最后检查书包的林向北面前，仰起小脸，把攥得热乎乎的两块糖递过去，声音小小的，但很认真：“三哥，给。你明天考试的时候，要是累了，或者……或者题太难了，就吃一块。吃了糖，嘴里甜，心里就甜，脑子就甜，题就都会了。”

林向北愣了一下，低头看着妹妹被糖纸硌出印子的小手，和那双亮得惊人的、盛满纯粹祝福和期待的眼睛。一股热流猛地冲上眼眶，他赶紧眨了眨眼，弯腰接过那两块还带着妹妹体温的糖，紧紧地握在手里，好像握住了全家人最滚烫的期盼和力量。他用力揉了揉晚晚的头发，声音有些哑：“谢谢晚晚。三哥一定带着，累了就吃一块。晚晚的糖，肯定甜，肯定管用。”

晚晚笑了，小脸上满是完成一件大事的轻松和喜悦。

这一夜，林家很多人都没睡踏实。王秀英半夜起来好几次，看看炉火，摸摸给儿子准备的干粮和水壶是不是还温着。林建国在炕上翻了不知多少个身。林向北屋里灯熄得早，但估计也没怎么睡着。晚晚也做了个梦，梦见三哥在考场上，皱着眉头，忽然拿出一块糖吃了，然后就笑了，笔下写得飞快……

第二天，十二月十号，天还没亮，星星还在天边闪烁，林家就灯火通明地忙活开了。王秀英第一个起来，捅开炉火，烧上热水。接着，林建国、林向东、林向西都起来了，连平时爱睡懒觉的晚晚，也一骨碌爬了起来，自己穿好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