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的秋天，好像比往年更加意味深长。天照样是高高的，蓝蓝的，云彩一丝一丝的，像谁用梳子细细地篦过。风也照样是凉飕飕、干爽爽的，带着熟透了的庄稼和落叶混合的、好闻的焦香。地里的活计眼看着就要收尾了，玉米棒子掰完了，秸秆还戳在地里，黄澄澄一片。豆子也割倒了，捆成一簇一簇，等着上场打。按说这时候，正是庄稼人稍微能喘口气、盘算着交完公粮、分完口粮，然后准备猫冬的时候。可今年，向阳大队的空气里，除了往常的丰收气味，还隐隐浮动着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但又让人心头发热、忍不住要凑在一起低声议论的暗流。

这暗流，是从公社开会回来的大队干部们带回来的，是从偶尔路过的、从外地回来探亲的人嘴里漏出来的，也是从村头大喇叭里偶尔含含糊糊、却又重若千钧的只言片语中猜测出来的。核心就那几个字：“分田”、“包产”、“责任制”。这些词对老一辈庄稼人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祖祖辈辈就是这么过来的，一亩三分地，精耕细作；陌生是因为这几十年来，地都是集体的，大家一起种，一起收，凭工分分粮。现在，这风好像又要往回刮了？地，真的能分到各家各户，自己种，自己收，交了公粮，剩下的全是自己的？

这消息像一颗投入平静水塘的石子，在向阳大队荡开了一圈圈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的涟漪。人们下地干活时，歇晌抽烟时，晚上凑在谁家炕头唠嗑时，说的都是这事儿。语气里有期盼，有怀疑，有兴奋，也有隐隐的担忧。

“真要分？咋个分法？按人头还是按劳力？好地孬地咋搭配？”

“包产到户，那不就是单干了？这能行吗？上头能让？”

“我听说南边有些地方早就悄悄搞了，粮食打得哗哗的，家家有余粮！”

“那是人家地方好，咱这旱地薄田的，分了就能多打粮？”

“要是真分了，那拖拉机、牲口、大农具咋办？也分？”

“自己种自己的地，那不得铆足了劲干？谁还磨洋工？”

各种各样的声音，嗡嗡的，在秋日的村庄上空盘旋。林家自然也听到了风声。这天晚饭后，一家人在堂屋围着桌子，就着煤油灯光，也说起了这事。林向东从厂里回来，带回了更确切一点的消息：“我们厂里有个师傅，他老家是安徽那边的，来信说他们那儿去年就试点了，叫‘大包干’，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他家五口人，分了七八亩地，今年夏收一季，打的麦子就比往年全家分的口粮还多！他爹来信说，干得有劲头，地里一根草都舍不得长。”

“真的？能多打那么多？”王秀英又惊又喜，手里纳鞋底的针停住了。

“人家信里是这么说的。还说牲口、小农具折价分到户，大件像拖拉机、抽水机还是集体管，但谁用谁出钱。”林向东说。

林向西挠挠头：“要真分了，咱家能分多少地？爹是拖拉机手，大哥是工人，都有定量粮，分地是不是按农业户口算？我跟娘，还有晚晚，算农业户口，大嫂和小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