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起扛过了那么多大关。根治术。换瓣。心包炎。每一次都是从鬼门关前面把她拉回来。”安东尼停了一下，深吸了一口气，像是要把下面的话从胸腔最深处拽出来，“但哮喘——我们差点因为一个破雾化机和一场雷暴翻了船。我就问这一次，你能不能看好你女儿？能不能不要把她随随便便甩到荒郊野地里？”

办公室里安静了很久。暖气片里的水流声从墙角传过来，极轻的，像一条遥远的河流。

查尔斯终于抬起头。他老了。不是那种头发白了、皱纹多了的老，是那种——在某个瞬间，你忽然发现一个人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被磨掉了，露出底下疲惫的、不再试图掩饰的底色。

“你说得对。”他说，声音很慢，像是在把这个词组从很深的井底打上来，“在这些事情上，你永远是对的。”

他没有解释。没有说“我以为团队够多，人手够了”，没有说“那个码头离伦敦很近，我判断风险不大”，没有说任何一句查尔斯惯用的、用数据和逻辑来分析问题的回应。他只是承认了自己忽视了。

“佐伊小时候，你跟我说她随时可能出事。我问你要怎么管，你说你只管今天，只管现在，下周的事你都不敢想。”安东尼双手撑在查尔斯办公桌上，语气像在教育不听话的规培，“现在，她已经活了二十四年了。你不是十七年前那个不敢接电话的人了。你能不能不要每次都是出完事以后才说‘我是在请求你’？她需要有人提前替她想着这些，你明白吗？她是拼尽全力才从1500克活到现在的。”

查尔斯沉默了很长时间。他的目光从安东尼脸上移开。

“我知道了。”他说，“每个码头集□□急救组，和以前一样。以后所有现场，雾化机、急救药品，不用港务局的，我们自己配。你列清单。”

“你必须亲自盯着。”

“好，我安排。”查尔斯重复了一遍，“远程医疗单元我让技术中心去做。现场应急设备你来开清单。港务局那几个点的网络基建，正好一起做了。”

安东尼看着他。这个头发已经开始零星泛白的人，查尔斯。二十四年来，他一直是那个听到“你的孩子可能会死”就立刻开始算账的人。只是他现在算的不只是钱——他算的是雾化机、急救包、谁去装配、谁去验收。他把“我害怕”翻译成了“我去做”。佐伊和他，简直一模一样。

“哼。你准备改行做医疗设备采购了？”安东尼的嘴角动了一下。

查尔斯抬起头，看着安东尼。他的眼眶没有红，声音也没有抖。他只是用那种在董事会上被质疑之后、冷静地拿出备用方案的语气说：“菲律宾港，我准备也投一个无人码头。但我觉得佐伊不用去了。或者最多项目启动和最后验收的时候跑两次。”

“你总算开窍了。”安东尼把手从桌面上收回来，在查尔斯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这是他走进这间办公室之后第一次坐下，“菲律宾，和新加坡一样，太热太湿，她的循环扛不住。”

查尔斯点了点头，没有反驳。

“所以她以后，能不能放在伦敦养着？那些偏远的，基建不行的，距离大型医疗中心超过半小时的，别叫她去驻场了。”安东尼的语气软下来了一点，像淬过火的钢被回火处理过，硬度还在，但不再那么脆了。

查尔斯看着安东尼——这个自己十几年前从新加坡挖来的年轻医生，现在四十出头了，眼角有了细纹，头发还是深棕色的，但鬓角已经能看到几根白的。他刚才质问自己的时候，语速越来越快，声音越来越大，但每一句话都有理有据，和他当年在咖啡店里说“我会考虑的”一样，不卑不亢，不带一丝多余的修饰。

“安东尼。”查尔斯开口。

“嗯。”

“谢谢你骂我。”

安东尼愣了一下。然后他靠在椅背上，忽然笑了——那种很淡的、被气到没脾气之后的笑。

“你这个人。真的从来不说人话。”

查尔斯没笑。他只是看着安东尼，像在看一道他花了十几年还没完全解开的题。

“这些年，她病危的时候，你在床边。她写代码写到凌晨，你在沙发边。她出差，你看手环数据。她哮喘发作，你从伦敦开到菲利克斯托只开了七十五分钟。这些事，我都知道。”他停了一下，“但是，我从来不知道怎么替她做这些。”

安东尼没有说话。

“所以你骂我。”查尔斯低头看着自己交握的双手，指节还是白的，“我很需要。”

窗外的灯塔亮了，菲涅尔透镜开始旋转。暖黄色的光扫过泰晤士河，扫过金融城的玻璃幕墙，扫过29楼办公室里这两个中年男人——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半张办公桌。

那天傍晚，安东尼从29楼下来，回到ICU值班室。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看着对面那张空着的沙发。茶几上的糖罐子前几天刚补过——棒棒糖五颜六色地靠在一起，像一群还没被领走的孩子。

他拿起手机，在三个人的群聊里发了一条消息：“查尔斯答应做急救单元，在所有Beacon集团的港口现场。此外，菲律宾那个港你们不用亲自去了。”

Vital秒回了一连串感叹号，然后追了一条：“菲律宾？！什么时候冒出来个菲律宾了？！”

佐伊回了一个猫咪歪头的表情包，然后追了两个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