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海回来，佐伊在技术中心开了一整天的会，然后就回ICU值夜班。

她实习期满了。这是她的第一个独立夜班，这天傍晚，伦敦下了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雨。

雨从傍晚开始倒，到晚上八点交班的时候，急诊大厅的门被风吹得哐哐响，分诊台的护士嗓子已经哑了一半。ICU的床位满了——不是流感季那种走廊加床的无奈，是真正意义上的、每一张床都躺着一个在跟死神较劲的人。

佐伊在更衣室换上白大褂。她把工牌别在领口——Beacon Care，Zoey Prince，副主任医师。左胸口袋里插着瞳孔检查灯和一支用了很多年的钢笔。她对着更衣室的镜子把头发扎成低马尾，碎发别到耳后，然后端着自己的随行杯去了交班室。

Lisa已经在等着了。她的脸色有点疲惫——白班收了三个，其中一个极重。

“十七床，多发伤，碾压伤。”Lisa把病历推过来，语速比平时快，“四十一岁男性，工地事故，钢筋从左侧腹部穿入，骨盆粉碎性骨折，脾脏破裂，左肾挫裂伤，腹膜后血肿。神外和普外在手术室里联手十二个小时，勉强下了台。术中输了二十个单位红细胞，血浆和血小板不计其数。”

佐伊翻开病历，手术记录密密麻麻写了两页半。术中血压最低掉到四十，心跳停过一次，胸内心脏按压按回来的。

“术后一直在渗血，”Lisa继续说，“凝血功能一塌糊涂，DIC早期。颅压从傍晚开始往上走，神外那边做了脑室引流，但基线压力降不下来。艾登已经和家属谈过一轮了——妻子，还有病人的弟弟。他们知道情况不好，但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

佐伊合上病历，点了点头。“好的，Lisa，你去休息吧，放心。”

Lisa看了她一眼。这句话的语调很平，和平时在交班室说“三床抗生素改方案”一模一样。但Lisa知道这不是一个普通病例——这是佐伊独立值夜班的第一天，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可能会死”的病人。

“有事随时叫我。”Lisa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佐伊已经低下头在看病历了，饮料的热气在她脸前飘着。

十七床的病人姓Zhong，东南亚面孔，在工地上做钢筋工。妻子是伦敦本地人，有两个孩子，大的十二岁，小的六岁半。这些信息写在病历的社会史那一栏里，艾登的字迹很工整。

佐伊看完最后一页化验单，站起来，直接去了十七床。

病人躺在那里，全身上下能接的管子都接了。气管插管连着呼吸机，深静脉置管泵着去甲肾上腺素，脑室引流的透明管从剃光的头皮上伸出来，淡红色的脑脊液一滴一滴地落进引流瓶。腹腔引流管里是暗红色的液体，量不多但一直没停。骨盆外固定架的金属支架从被单下露出来，在日光灯下反射出冷硬的光。整张脸肿得几乎认不出原来的样子，眼睑是青紫色的，嘴唇干裂，呼吸机一下一下地往他的肺里送气。

佐伊站在床尾，把过去六小时的生命体征趋势调出来。血压从傍晚的一百零几慢慢往下滑，去甲肾上腺素的剂量已经从零点一微克调到了零点一五。颅压在二十到二十五之间波动，脑室引流的速度不快。尿量在减少。乳酸清除率不理想。

她看了一会儿，然后把屏幕关掉，走过去，轻轻拉开了病人的眼睑。瞳孔对光反射迟钝，双侧等大，但边缘已经开始模糊。

凌晨一点半，监护仪上的血压数字开始往下掉。

不是骤降。是那种缓慢的、不可逆转的下滑98/62，94/55……去甲肾上腺素已经调到了零点一八微克，血压还是稳不住。颅压跳到二十八，脑室引流的滴速加快了，但引流管里开始出现细碎的组织絮状物。

佐伊站在床边，手揣在白大褂口袋里，盯着监护仪上跳动的数字。住总艾登小跑着追进来，看了她一眼。她没有回头，只说了一句：“复查血气，加急。”

血气结果出来得很快。代酸加重，乳酸从三点二升到四点八，血红蛋白掉到了七点一。渗血没停过，DIC的指标全面恶化。

佐伊把化验单叠好，放在床头柜上。她调了补液速度，加了碳酸氢盐纠正酸中毒，把去甲肾上腺素换成了肾上腺素加血管加压素的联合泵入。血压在零点五微克肾上腺素的作用下勉强爬回了102/61，颅压降到二十三。心电监护上的波形没有乱，心率一百一十二，还算稳定，但也只是勉强稳住了，而且随时可能再次恶化。

佐伊伸手探了探病人的桡动脉搏动，对艾登说：“走吧，我们一起去和家属再谈一谈。”

凌晨两点十分，ICU谈话室。

病人的妻子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攥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大概是住院单据，又或者是工地方送来的什么证明。她的眼睛是红的，但没有哭。旁边坐着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病人的弟弟，低着头，两只手撑在膝盖上。佐伊走进来的时候，两个人同时抬起头。家属的眼睛里有期待，但更多是一种被压了很久、反复被拉扯的疲惫。

艾登站在佐伊旁边，清了清嗓子。“这位是普林斯医生，今晚负责ICU的值班。”

佐伊坐下来，把病历放在桌上，但没有翻开。

“我直接说。”她的声音不大，很认真的看着患者的家属，“Zhong先生的血压在往下掉。我们用三种升压药同时泵入才能勉强维持。他的凝血功能已经接近耗竭，腹腔和创面一直在渗血，我们已经把能输的血制品都输进去了。颅压高，脑室引流的效果在下降，现在引流出来的液体里面有组织碎片，说明脑组织肿胀严重，并且有缺血坏死。”

她停了一下，确认对方听懂了。

然后她继续说：“如果坚持二十四小时以上的积极治疗，血压可能还能再拉回来几次。但代价是，他可能永远醒不过来。即使醒过来，脑损伤的程度也极大概率会让他没有自主呼吸，没有意识，没有语言，也没有任何与人互动的能力。他的整个下半身——从骨盆到双腿——是毁损性的。即便活下来，他接下来可能要面对几十次手术和终身的完全护理。”

她说到“醒不过来”的时候，妻子的眼泪终于下来了。没有声音，只是眼泪不停地流。弟弟把脸埋进手里，肩膀在抖。

佐伊没有再往下说。她只是安静地坐着，等着。

这种沉默她见过无数次。小时候蜷在安东尼办公室的沙发上，看着他从谈话室回来，眼睛里头有些红，但语气还是很稳。后来有过一次，她让艾登去和家属谈一床的舒适护理，她自己改的医嘱。再后来，她自己也坐在这里，对着一个陌生的女人，告诉她，我们已经尽力了，但医学有自己的极限。

过了大概两分钟。妻子抬起头，用手背擦了擦眼睛。“医生，他……他还有机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