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梁的春天来得猝不及防。老槐树抽了新枝，嫩绿的叶片缀在枝头，风一吹，沙沙作响；墙根下的草芽顶破冻土，冒出星星点点的绿；学堂的窗台上，不知是谁摆了一盆野菊，竟也抽出了花苞。丫丫每天教完孩子，都会站在门口望一会儿北方，手里攥着那枚卡榫，指尖把木头磨得更亮了。

阿钝还是每天蹲在槐树下擦弩，擦那两把立在狗子坟前的刀。弩机被擦得锃亮，能映出人影；两把刀并排插在土里，刀柄上的刻痕被风蚀得有些模糊，却依旧笔直，像两个沉默的哨兵。他很少说话，大多数时候都只是坐着，望着北方，眼神空茫，又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执拗。

石头、韩大、铁头也默契地不提郭荣，只是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技术里。石头画了新的水车图纸，比之前的更轻便，不用壮丁，老弱妇孺也能架起来；韩大在打铁棚里锻打犁铧，一把接一把，堆得像小山；铁头则领着几个年长的孩子，在院子里组装小型蒸汽机，叮叮当当地，成了院子里最常听见的声响。

李默还是每天关在屋里，只是不再画图，常常坐在窗前，看着学堂里的孩子，一看就是一下午。偶尔，他会走出屋，走到那两把刀前，蹲下来，用手轻轻拂去刀柄上的尘土，眼神里是复杂难辨的情绪。

第十天清晨，赵哥又从巷口跑了进来，这次他的脸色不再是焦灼，而是带着一种沉重的肃穆。他手里捧着一个木盒，木盒很旧，边缘都磨掉了漆，上面用红绸裹着，看得出来被精心打理过。

阿钝立刻站起来，心脏猛地一跳，快步迎了上去。丫丫、石头、韩大、铁头也都围了过来，院子里瞬间安静下来，只有赵哥沉重的脚步声。

“阿钝哥，”赵哥走到他面前，把木盒递过去，声音带着压抑的哽咽，“陛下……陛下走了。”

“走了？”阿钝的声音有些发愣，像是没听懂，“去哪了？他说春天回来的。”

赵哥红了眼眶，摇了摇头：“是……是驾崩了。在幽州的行营里，走的时候很安详，手里还攥着你给他画的那张汴梁学堂的草图。”

木盒被递到阿钝手里，沉甸甸的，像是压着千钧重量。他缓缓打开木盒，里面没有金银珠宝，只有一本泛黄的册子，几封未寄出的信，还有一串糖葫芦——那串糖葫芦已经干硬发黑，糖衣早就没了光泽，显然是被精心保存了很久，却还是抵不过时间的侵蚀。

阿钝的手指抚过那串糖葫芦，指尖颤抖，忽然想起二十多年前，郭荣笑着给他买糖葫芦的模样，想起糖稀粘在衣服上洗不掉的懊恼，想起那句“下次再给你买”的承诺。原来，他一直记得。

册子是郭荣的日记，里面记录着他北伐的点点滴滴，从幽州大捷到三关收复，从身体不适到病情加重，字里行间，既有拓土开疆的豪情，也有对汴梁的牵挂。最后一页，是他病重时写下的，字迹歪歪扭扭，却依旧清晰：“汴梁的春，该暖了。将作监的院子，该热闹了。阿钝、石头、丫丫……拜托你们，守好技术，守好百姓，守好这天下的太平。”

信是写给他们每个人的。写给阿钝的信里，只有短短几句话：“阿钝，刀你拿着，院子你守着，我信你。那串糖葫芦，欠你的，下辈子再还。”

阿钝握着信，指尖越来越用力，信纸被攥得皱巴巴的，泪水终于忍不住，一滴一滴落在信纸上，晕开了墨迹。他没有哭出声，只是肩膀不停地颤抖，像被狂风暴雨侵袭的小树。

丫丫站在一旁，眼泪也掉了下来，她紧紧攥着手里的卡榫，咬着唇，不让自己哭出声。她想起郭荣每次来将作监，都会笑着问她“孩子们学得怎么样了”，想起他说“技术要教给更多人”，想起他承诺过要来看孩子们装零件。

石头、韩大、铁头也都红了眼眶，石头手里的图纸滑落在地，韩大握着铁锤的手微微发抖，铁头别过脸，看着远处的城墙，肩膀一抽一抽的。